官僚资本的作用：探究实践与影响

官僚资本在实际的活动或运用上,自始至终,都同借贷资本有密切的联系。在前述现代官僚资本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已指出了这种症结。溯源来说,中国原始的官僚资本形态,即现代以前已经存在着的官僚资产,一向是由各种方式的高利贷业积累起来。典当业,赊卖商业以及指不胜屈的本格借贷方式,尽管是一般散见于民间的,但稍加分析,就知道那主要是所谓大大小小的候补官——士、出缺官——在任官自己及亲朋故旧们在从事经营,他们因为是社会政治的势力者,他们的借贷资本,就不但有了来源,有了保障,且还变成极有强制性的吞并土地的手段。我们很可以说,高利贷或借贷资本,是官僚们的政治势力在经济上的扩大与延长。

到了现代,银行资本出现了,在本质上,我们的银行资本,迄今仍浓厚地保持着高利贷的属性,或者说,更浓厚地保持着官僚的属性。中国官僚的生活形态,以及当前社会的客观情势,都不宜于从事生产活动,但却更宜于从事高利贷性的投机的金融活动,把这许多以及其他有关的原因凑合起来,就使得大大小小的官僚都不期然而然的把金融事业作为其经济事业展开的出发点。

中国金融界老早就有南四行北四行的系统。近20年来,因为许多新的金融势力的出现,使得原来的系统有了不少的错合改变,但有一点是不曾改变或者只有“变本加厉”的改变的,那就是你不论翻看哪个银行的董事会、理监会的名录,却总可发现那都是一批一批的官僚或准官僚或者他们的家属,“公家”银行固如此,所谓私立,实际仍不外是“官立”的银行亦如此,哪怕是若干真正的民间银行,它们亦得为了实际经营的特殊便利的取得,而不能不拉若干政治上的红人来撑撑门面。虽然政治上的红人,往往也因为公然出面经商,有碍视听,而失官格,竟亦标列出一些“莫须有”的商人,作为“伪装的后台”。在这场合,倒不是民借“官力”,而是官借“民名”了。我曾想,中国社会中最复杂的场面,往往是由“足智多谋”的官僚扮演出来的。(www.xing528.com)

官僚们这样热衷于金融事业,乃因官亦是人(虽然有时他们扮演得像“超人”),大利所在,人必趋之。金融业的大利益,并非在金融活动本身,在以往,仍是借着高利贷来扩大商业和兼并土地,并进而保障政治上的地位,而在现代,则显然是借着金融活动,去接近或参与一切有利可图的公私企业部门。参与的方式,五花八门,比起现代先进国家银行资本,参与各种企业的方式,更要复杂。试举一二例,以类其余。川康兴业公司是与川康银行有着血肉关系的,川康银行的资本来源,是国库,是川康两政府,还有是所谓商股,由这样一种组织形式,就决定了它的官僚性格。事实上商股云云,无非就是官僚,官僚们通过川康兴业公司,把一切有利可图的事业,都囊括净尽了。又如贵州企业公司的资金来源,是贵州省政府,是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及贵州省行,还有也是所谓名商实官的“商股”;这个企业公司的包罗性,在国内是有名的,几乎经营了省内一切新式事业。战时其他各省相率建立的企业公司,差不多都是把贵州企业公司作为榜样,其间即使也有完全由省行或省政府出资经营的,那并不妨碍它这种组织戴上公家名义,实际却大抵是在种种曲折的手法下作着某些特殊势力者的业余经济买卖的机构。这就是说,官人们一般是通过他们自己控制的银行,进而参与控制一般经济事业。结局就使官僚金融活动,变成整个官僚资本活动的重心。往往一个人兼为官、金融家、企业家。公司后台老板,就是这为大家熟知的“三位一体”。

英国拉斯基教授曾就大英帝国在这三方面的人物列出一个相通的表式,仿佛我们在这一方面已经迎头赶上了先进国,值得“称许”了,然而美中不足之处,却不仅是我们已在前指出了本质上的差别,并还有是由那种本质差别导出的极有危险性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