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资本的来源与形成

论述到官僚资本如何形成,我们似乎要被迫着说明以次的问题:

“中国有几千年的官僚制度或官僚主义,为什么到现在始出现官僚资本?中国或许有几十年乃至一百年的官僚资本发生史,为什么它到现在始被人重视和注意?”

先讲现代以前。

在以往的前资本社会,够称为资本活动的,大体是限于有关商业和高利贷业方面。中国的封建官僚体制,在西汉时代已完全确立。当时的官或官僚,尽管也开始兼作商业高利贷活动,并进而为国家从事有关盐、铁、酒等的生产企业及市场独立经营。但一则因为他们活动的范围,过于窄狭,同时,他们对于从事此类活动结果的所得,并不是用作扩大再生产的积累资本,而宁是用作增加消费的手段,再有剩余,也可能是用作兼并土地的手段。因为在当时,土地是掠取社会剩余劳动生产物最有效的把柄。也许因此之故,当时衡量人们在社会政治上之地位和权势的,并不是资本数量的多少,乃是土地面积的大小。在这种情况下,官僚资本当然不易形成。

次讲现代。

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乃至二十世纪初期,我们已渐有现代型的资本活动了。官僚资本亦渐伴随着萌芽起来。在中国产业发展过程上,有所谓官办时期,有所谓官督商办时期,有所谓民营时期,李鸿章、盛宣怀、张季直辈的大财富与经营,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官僚资本萌发的榜样。但首则因为前两期的民营资本未曾发达起来,次则因为民营开始发达时期,又正是官办及官督商办事业完全破产的时候,致官僚资本形成的来源以及其造出的机会,都大受限制,换言之,就是因为官僚资本的第二形态(运用形态)与第三形态(支配形态)没有广泛的存在,官僚资本的第一形态(所有形态)的存在与发展,也自不能不受到妨碍。

不仅此也,我们在说明的便利上,虽然把中国产业发展的过程,分作上述三个时期,事实上,在所谓官办时期、官督商办时期的产业规模,实在是有限得很。由中日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期间,民营事业虽有蓬勃的扩展,但妨碍产业资本成长的内在外在条件,却不允许我们的产业,正常的完成现代化的程序。官僚资本在一方面原是要求产业资本有相当的发达的,但产业资本过度的发达起来,却又是对于它自己的否定。所以,产业现代化的坎坷,在某种限度内,竟可说是官僚资本存在的前提条件;亦就因此之故,官僚资本如非有偶然的外在的接收条件(例如抗战胜利后接收敌伪产业)存在,它就只能具有产业资本以外的资本内容。如其它因缘那种外在的接收条件的存在,而以产业资本形态出现,它亦将很迅速的转化为非产业性质(如我们在本文第三节所要说明的)。

官僚资本的这种先天的限制,使它在此次抗战以前的发展形态,不可能是产业资本的,而却是银行资本的。

不错,现代型的银行资本,原是伴随着现代产业资本,或为满足产业资本之信用要求而成长起的。产业资本的发达受到挫折,这里所谓银行资本的发达形态云云,就显然不是正常的,而是变态的。中国的银行资本,具有三种特殊性格,一是财政的,一是高利贷的,一是商业的;单就它与这里特别有关的财政的性格而言,乃是说:“近三十年来最显然膨大起来的银行资本,论其积累过程,应当不忽视政府所给予它们的特别恩惠;政府以公债的方式向银行贷款,公债票面价格和政府实际收入款项之间,有一个巨大差额,除此差额利得之外,还有较高的利率,还可能把公债券当作发行钞票的准备金。银行就把其他方面的业务活动的赢利抛开不讲,单是这种借贷关系,就能给予它以四重的利益,银行资本是这样积累起来的。”我们由此应联想到一段古典的说明:“国债的债权者,实际并不曾拿出什么,因为他所贷与的金额,转化为容易移转的公债券了,这种公债券在他的手中,和同额硬币有相同的作用。由是,产生一个无所事事的食利者阶级,由是在政府与国民间尽着媒介机能的金融业者,获得了速成的富;由是赋税包征人、商人、私人制造业者,将以国债的一大部分当作从天而降的资本来利用。”^[1]但是银行资本的这种发达过程,正是银行与政府相互增大其依存性的过程(银行投资的总额中,有一半以上是直接间接贷给政府,政府支出总额中,有极大一部分是仰给银行承购的公债),同时,也是银行资本官僚化的过程。在战前,在政治军事上的势力者,差不多都已经是金融上的势力者;由地方上的土霸以至中央的显贵,都不约而同的在或明或暗的从事金融活动,而当时整个社会的动乱与不安,内地资金向都市,更向大都市的集中,益发加强了这一变态银行发达的趋势。

因此,在抗战发生前十数年间逐渐繁昌起来的银行资本,已早有人充分嗅到了它的官僚气息。大家一提到所谓江浙金融资本与政治上的因缘,一听到当时“统制产业”救济产业的嚷声,就已经预感到了官僚资本“旺盛的”前景。然而官僚资本的表面化,它使一般人感到它的存在和威胁,却是抗战发生以后的事。

再次讲战时:

抗战发生以后,为了供应战时的非常紧迫需要,就是不够条件不够资格的国民经济,也不能不半受强迫半由模仿的改变平时的姿态。所谓国家经济统制经济的范围尽量扩大起来了:由生产到配给,由交通到金融,凡属经济所在的地方,就是政治所在的地方,同时也是官僚魔手所触及的地方。我们已经讲到,由官僚所运用的资本形态,和由官僚所控制的资本形态的扩增或发展,正意味着官僚所有资本形态的增长。大约由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这短短数年之间,用所谓公家名义经营的经济是有一些进展的。同时由于沿海工业城市沦陷,大后方需要迫切,各种中小型私人企业,亦曾在一时表现了簇兴的气象,但“公”私资本经营一被掌握到官僚的手中,很快就要交到厄运。这厄运,在某种方面看来,虽然像是象征着官僚资本所有形态的扩展,但在官僚资本所有形态是把它的运用形态与支配形态作为来源的限内,官僚资本整体,很快就要发现到它的扩展限界。现在且来分述公私企业资本在战时官僚资本化并作用为官僚资本的实情。

在战时,各级军事政治部门,差不多都像在讲求有关它们各别部门的经济方面的“自给自足”。先就国字号的工业经营主体来说,国民党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是首屈一指的所谓国营工业机关,在一九四三年,它所属的,已达到78个单位。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是兵工业的经营机关,除兵工厂外,亦经营钢铁、炼油、酒精、毛织、棉纺、绵织及被服工业,交通部则经营有造船、造车、机器及炼油、酒精等工业。粮食部设有中国粮食公司,经营粮食加工工业。财政部则由所属的花纱布管制局、贸易委员会、复兴公司、中茶公司各自经营了若干工厂。此外,农林部、教育部及社会部,亦多少有直接经营或附属的工厂。赈济委员会未裁撤前,曾经营了二三十个工厂,以纺织等轻工业为主。国家银行中经营工业的,以中国银行的雍兴公司为最大,它已有近30个单位的工厂。其次,交通银行、中央信托局及中国农民银行,亦有直接经营的工业。至于省字号的经营主体,每个国民党省政府,差不多都有一个范围或大或小的企业公司,包括有各种各色的工业单位。属于省政府的省银行,在许多省份,亦有它的生产事业。建设厅更是“名正言顺”的工矿业经营机关。此外,省以下的县级政府,以及不直属于各级政府的社会公团,亦都像是在争先恐后的响应“胜利第一生产第一”的号召。然而略一考察实际,就要发现其中许多曲折有致的隐情。(www.xing528.com)

第一,所有各级各部门之从事生产事业,在最先也许是为了供应当前紧迫的需求,但愈到后来,除了极少数的经营机关外,其余差不多都是为了把生产事业,作为囤积的合作供销处一类企业,而原已设立的生产机构,亦大率在“以商养工”的感召下向着商业机构转化。

第二,生产事业商业化,就无异为“假公济私”乃至“化公为私”开一大方便之门。各种贪赃枉法的秘诀与技巧,大体都是从这里表演出来的。

至若官僚对于私人经营的支配或控制,都显然是由另一套手法。战时经济的发展情况,已如上述。可是正在所谓公家经济各部门扩展过程中,私人的企业经营,亦在种种刺激与奖助下,得到一些进展。这里毋须证示出我们战时究有哪些私人企业,及它们对所谓公营企业所占比例如何,这类统计数字,随处可以找到。我们所当注意的,宁是一般私人的生产事业经营,更是如何遭受官方或官僚的管制。一九三八年十月,国民党政府曾公布一个修正了的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这个条例对于工业之种类、分配生产、输出入、价格和消费等皆有规定。在种类方面:(一)所用原料为军用所必需及制造非必需品,而所用原料供给缺乏之企业,经济部得令其停业,对于停业的企业,经济部得将其土地房屋机器动力材料工具等移作他用;(二)经济部对于制造奢侈品及其他非必要品之企业,得分别限制或禁止之;(三)企业之原有设备,能制军用有关之物品者,经济部得令其改造。在地域之分配方面,对于战区及邻近战区之指定各业,经济部得因必要令其迁移。对于各业之生产者及经营者,非经济部核准,不得歇业或停工,其已歇业或停工者,经济部得限期令其复业复工,对于指定物品之输出输入,经济部得因必要分别限制或禁止之,对于指定之物品,经济部得因必要作禁售或平售之处分,得依公平价格收买其全部或一部,同时得令生产者或经营者储藏或移置之。这个统制条例,自然不曾一一见诸实行,但在所谓公营企业取得有各种特殊便利,同时私人企业又须在厂具迁移,交通,贩卖,特别是信用等方面,需要仰赖国民党政府的情况下,它们将可能依其希望取得特殊便利与仰赖国民党政府的程度,甚且也可能依政治势力者对其发生兴趣的程度,变为官僚拑制私营企业的有力武器。我相信,并且也到处有事实证明,战时许多私营企业乃由被淘汰,被合并,被渗入官股或官僚们的私股,因而,由官僚支配资本形态变为官僚所有资本形态。

可是,临到胜利前夕,几乎全部由官僚摆布的公私企业经营,都陷在极端凋敝的破产危状中。我们似有理由把它的原因,归之这以前的战事恶化情况,特别是湘桂两省沦入敌手后,散布在这个地区的公私企业,全部化为乌有了。可是,单从战争失败着眼,显然无法说明以次的事实:(一)整个大后方的各种企业经营,都是在战争局面非常紧张的时期(由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次第建立起来的。(二)那些企业经营的开始衰落,却正好是发生在战争入于半休眠状态的一九四三年及这时以后。

我们试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

工业生产,在抗战以来,在大后方未有显著之进步,但由于物价、税制、运输等影响,过去一年(按即一九四三年)新工业之推动,已万分困难,原有的工业生产,已表现出极度的萧条,除少数生产消费品工业,尚能继续进行,或有相当增产,一部分化学工业如酸碱酒精等,尚能勉强支持外,各业工厂无不停工减产,或歇业倒闭。此等现象,以钢铁和机械工业为尤甚。据国民党政府经济部翁部长对记者报告:“陪都一地,已登记之机器厂,共有三百六十四家,歇业或停工者,占总数百分之十九,工具机停工者占总数百分之十二……川省钢铁工厂共有十八厂,先后停工者,已有十厂……衡阳已加入工会之九十余家工厂,因无力继续维持,将于本年初停工者,约占四分之一……桂林各工厂,近月以来,亦转入疲弱时期。其他各地,情形亦复类似。即公营工厂,虽有政府贷款救济,亦因产品销路疲滞,而开支日益增大,不得不在虚盈中吃本,或部分出卖机器,赖以维持……”^[2]

从一九四三年度起,中国战时经济即已发生深刻危机,那时在表面上,虽然说是由于物价、税制、运输等影响,但这几方面的不利影响,都有官僚的非法的不合理的无能力的活动因素存在其中。这,我们将在下面指证出来。

最后再讲到战后:

在国民党的二全大会中,一位要人仿佛这样“慨乎言之”过:“一切国营事业失败了,私人企业也不振,官僚资本却膨大起来。”

然而这句话,只有相对的意义。在我们的理解上,所谓的国营事业在被当作官僚运用资本形态的限内,大部分私人企业,在被当作官僚支配资本形态限内,它们的失败与不振,已经是意味着官僚资本本身的没落,即使单就官僚资本所有形态而言,那亦是表示它的积累来源的涸竭。如其在这种情况下,官僚资本还能膨大,都只是说(一)在“公”私企业凋残破坏的当中,化“公”为私,乃至化私为官的事实确实存在着。与“公家”及一般私人相对待而言,许多官僚所有资本,是膨大了,但(二)那种膨大,在没有现实产业发展作基础的限内,只能是虚拟资本的膨大,只能是国债所有额,银行股权的增大,或者至多只是整个停顿了或半停顿了的各种生财的货币价值的增大。

在动员的时候,一部分企业经营忙乱的内迁,一旦复员,残留下的大部分企业经营,又忙乱的外迁。交通的阻碍,周转资金的缺乏,原有市场关系的突然变化,许多原来已在半停顿中的企业经营,工厂设备,事实上,无非是一栋一栋的临时搭架的建筑物和一堆一堆的正在诱蚀中的滥铁而已。但虽如此,诸如此类的房屋,不生产财富,乃至它们所敷占的地产,却不仅将其原有价值列在各经营单位资产的贷方,甚且还被扩大增加起来,当作那些经营单位应付银行欠款的抵偿物,而列在银行资产的贷方。战时在大后方,在一切所谓临时省会的地产,其建筑物,其经营设备,甚且其霉烂了没有售卖可能的仓库贮存物,就这样被“保持住”乃至“增大”其价值,成了我们社会总资本继续和扩大的内容。举个例来说吧,永安是福建临时省会,一时兴建起了不少的房屋,曾依省银行及其他国家银行的帮助,设立了有关农产的农林公司,有关供应的合作供销处,有关工业的企业公司分处,乃至其他用种种名色,向银行通挪款项开创的官私事业。在省会准备还治之始,这一切经营已早不约而同的一致亏蚀到不可开交,结局,它们对银行几百万几千万几万万的欠款,还有银行对自身经营的各种事业的负累,一大部分都由今日永安那座迅速趋于荒废的小城市的地产房产作了“报销”。我相信,这在今日全国各地方,决不是什么特例,而是一个通例。

然而,“柳暗花明又一村”。官僚所有及其所用资本,绝处逢生的得到了敌伪所遗资产的大补充了。敌伪公私所留给我们的财产——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共有多少,迄今尚未见到一个概略的计算数字,单就那一再被文武官员们贪馋“劫留”后而登记在国家或政府名义下的一部分而言,亦还是用“不计其数”这类术语来含糊的描述它。这一方面是由于作为我们价格标准的货币,在不断大贬价,以致接受资产的估值发生了技术上的困难,而同时,那也正好是官僚政治无效率的实话,虽然其中还存在公私不分混水摸鱼的“秘密”。我们在这里只想举出一件大家公认的事实,就是,今日在全国各大都市,不论是依国营名义,依私人名义,抑是依半公半私名义所活动着的各种企业,恐怕有最大部分是由于敌伪资产的“润泽”。而在目前全面内战所造成的全面破局下,我们每日尽管从报纸的经济栏中,只是见到商工百业倒产歇业的惊人消息,可是,由官僚所进行的“国营”事业,有的却竟能给我们以这样“有前途的”展望:谁都知道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是当前国营企业中最大规模的一个。前行政院长宋子文在立法院报告书中有云:“至于中纺公司的成立,当时群起指摘,多主张应将敌有纺厂出卖,如果照此实行,事实上等于牺牲全体国家利益,而政府所得,事实上不过二三千亿元而已。去年中纺公司盈余即达四千亿元,今年或可得到一万亿元。假使实施轻工业归民营的政策,现时将中纺公司估价变卖,其资产可售得三万到四万亿美元。”^[3]假使报纸所登载的没有错误,宋院长这个报告所给予我们的最深印象,就是一年前准备以二三千亿元(就以二千五百亿元计)变卖的产业经过这短暂期间,就可变卖到三四万亿美元(就以三万五千亿美元计),折算起来,增值达十二万八千倍,就把这一年来的物价变动加入考虑,这个数字的提出如其不是过火的说闹了一个笑话,那也只说明中国达官贵人对于国营事业的处理,该是多么随意,多么漫不经心。至若这一事业“一本万利”的原委,我们后面将是有机会谈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