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真正本质

属于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很多,他们之间的理论,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把门格(K．Menger)、威色(Wieser)及庞巴卫克(Böhm-Bawerk)作为他们的主导者,把他们的理论,当作该派经济学的主体,却是为一般所公认的。

我们在这里不能有充分的篇幅来详述他们的理论体系,仅按照他们所着重的几个论点,“批隙导窾”的加以说明,他们是反对古典学派的,但在方法论上,却是从相反的观点,来抄袭古典学派所建立的逻辑程序。他们特别强调经济学方法论,强调价值论,强调分配论,把分配论的认识基础,建立在价值论上,把价值论的基本命题,安置在方法论上,这完全是从古典学派抄袭过来的。晚近各国特别是在美国之奥地利学派的传习者们,所宣揭的“经济学的改造”“经济学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 of economics),也许就是指着这种“抄袭”,虽然他们会特别着意于“抄袭”中所采取的不同观点。

首先,就他们的方法论略加分释罢。

在他们看来,国民经济现象,可以从历史的、理论的及实际的三个见地来考察。当作“存在的科学”的理论经济学,是应当同那种当作“当为的科学”的实际经济学,即财政学与经济政策分开的,但古典学派把它们混同起来了;统计的研究与历史的研究,原只对理论经济学提供实际的例证与材料,但历史学派却把它们拿来代替理论的认识。由于这两方面的关系,他们就以再造理论经济学的“十字军”的姿态而出现了。他们认为: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应该采取所谓“严密的方法”(die exakte Methode),使现实的经济现象,成为最简单最严密的考察分析的类型要素。作为经济学考察对象的现象形态,如像绝对的只追求经济目的的那种人,和那种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的心理状态,始终是最普遍的最重要的。把他们的这种经济的心理状态,孤立起来加以研究,是经济学的起点(Menger)。惟其如此,他们就认定真的经济理论,必须先“探究人类活动的大动脉——快乐与痛苦的感情”(Jevons)。为满足欲望,而不绝忍受牺牲,以及“由此发生的快乐与痛苦之关系,便是经济学研究的范围”(Jevons)。在此种限度内,经济学就差不多是一种“享乐学”(Gossen)。基于人类本能需求(享乐主义)的这种自然性质,使经济法则与自然科学和心理学不发生冲突。因为“有关经济学的问题的讨论,是须得在自然科学与心理学的原则上去进行的”(Böhm-Bawerk)。

然则经济学上的全般理论,何以能从心理的研究去达成呢?他们像很系统的把价值论当作经济学的枢纽。价值论能在心理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他们的整个学说,就算有了着落。限界效用价值论,可以说是他们全部经济学说的神经中枢。在他们看来,所谓价值,乃吾人在满足欲望上,对于财货所感到的一种重要程度的评价,即价值是由主观评价而发生的。此主观评价,虽然要通过财货的客观价值,如肉之滋养价值,煤之燃烧价值,然后始能评判其在何种程度满足吾人的欲望,但经济学的价值研究对象,却不是此客观价值,而宁是主观价值。

惟其如此,一切财货,即使都有客观价值,都是满足吾人欲望的效用,却并不是一切有效用的东西,都有价值(即主观评定的价值)。财货的价值,只是在吾人的欲望满足上,对它有了一定的需求关系,才能表现出来。所以,同一货财,可因供用的情形不同,或有价值,或无价值,水在一般情形下,仅有效用,在沙漠的旅行者,乃有价值。在这种认识下,价值的发生,遂必然要关联到财货的稀少性和它的效用性。效用性是价值的来源,而稀少性则是使财货在一定场合,具有价值的条件。从这点看来,一般人动辄称奥地利学派是效用学派,那是不妥当的。他们虽认定效用是价值的来源,但却不主张财货价值的有无或其价值的大小,取决于效用的有无或效用的大小。因为,如其是这样,他们就是客观效用价值论者,而非主观价值论者了。

作为他们整个价值学说的核心部分,乃是限界效用(Marginal utility)的理论。然则什么是限界效用呢?要解答此一问题,须知道:“财货效用的大小,系取决于它对吾人欲望满足要求之重要性如何。吾人的欲望有许多种类,同种类欲望又有各种不同程度,将欲望的种类与欲望的程度,联合参较,斯可确定效用的级次,而由是达到限界效用的说明。即同一财货,可满足吾人不同重要性的诸种欲望和不同迫切程度的同一欲望。某一财货的现在贮存量,能满足吾人欲望,达到饱和之点,吾人对该财货,即不发生经济问题,一旦因某种情形,致丧失其一部分,致吾人在诸种欲望中,在同一欲望诸种迫切程度中,至少有一项得不到满足,吾人的避苦就乐本能,必让那少了它,只受到最少的不便或痛苦的那一部分的最后的最低级的欲望,不予满足,此最后的最低级的欲望,即限界欲望,由此限界欲望所感到的效用,即限界效用,为求满足此限界欲望,而对于该财货所给予的评价,即限界效用价值。为满足吾人欲望,所感到的缺乏程度或迫切程度愈高,其限界效用愈高,其限界价值亦相应愈高。”

在由价值移到价格的说明中,奥地利学派也很巧妙的抄袭了古典学派的作法,把价值看为其本质的形态,而价格则是现象的形态。他们认为,各个人在参加交换过程中,是把自利和自己对所需财货之主观的评价,作为交换能否成立的前提。对同一财货,各人由其各别限界效用所引起的主观评价不同,各人之利害关系的打算不同,所以,交换成立,各得其所,各受其利。

然则各人的评价不同,何以能形成一定的市场价格呢?竞争在这里发生了决定的作用。他们像很合逻辑的,由孤立交换场合、单方竞争场合(其中包括买者单方竞争及卖者单方竞争),最后描述到双方竞争场合。最后这种场合,正是现代市场的情形。在那里,对同一商品的买主和卖主,都有许多人在从事竞争,买方出价愈高,竞争者愈多,卖方索价愈高,竞争者愈少,相互竞争的结果,必达到买卖双方之数趋于平衡,此时市场决定范围必是以最后买者和被排出的最有贩卖力的卖者的主观评价为高限,以最后卖者,和被排出的最有购买力的买者的主观评价为低限,这个结局定价范围内的两买主两卖主,称为“限界对偶”(Marginal pair)。由此“限界对偶”所决定之价格,称为限界价格(Marginal price)。此限界价格,虽不一定与各个人之限界效用价值相符,但毕竟可由限界对偶,而决定其大体的变动范围,使它与限界效用价值,或各人之主观评价,一直都保持相当的联系。

财货的价格,既与主观限界效用,具有上述的关联,那末,财货当作商品来买卖,就与其生产时所投下的费用,没有何等直接联系了。换言之,就是商品价值的大小,不是取决于生产费的大小,而是取决于消费者对该商品在满足其欲望时,所感到的重要性如何,迫切性如何。为了“自圆其说”,他们把财货区分为消费财货与生产财货,前者是直接满足吾人欲望的东西,如面包之类,后者能间接满足吾人欲望,如制成面包所用面粉烤具等,更如制成面粉之小麦磨坊,推而至于栽培小麦之土地劳动工具及农业劳动等等。他们把直接满足欲望的财货另称为第一级财货,其余则顺序称为第二级财货、第三级财货、第四级财货……

直接财货的价值,无疑是由直接消费者对该财货之限界效用决定。然则第二级及其以下的诸种财货的价值,将如何决定呢?即生产财货的价值将如何决定呢?他们认为生产财货与消费行为,有一连续过程。第一级财货如面包的价值,系由消费者直接对该财货的限界效用决定,第二级财货如面粉烤具的价值,则系由第一级财货之限界效用去测量,而第三级财货如小麦磨坊等的价值,则系由第二级财货的限界效用去测量……由是,无限的最后第任何级的财货的价值,都是以它的第一级财货具有的限界效用去决定。所以,威色认定生产财货的价值,是取决于它所制成的生产物的价值。在这种限度内,生产费用就凭借种种迂回的“便桥”,和价值,从而,和价格发生了关系。(www.xing528.com)

奥地利学派的这种“苦心孤诣”的价值论的“杰作”,无疑是为了要把它应用到分配论上。

作为分配论中最基本部分的利息学说,是他们的限界效用价值说的更“踌躇满志”的应用。但在奥地利学派的一切经济学说中,惟有这一项的发明权,特别是属于庞巴卫克的“专利”。事实上,没有这项发明,整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便完全失去其现实存在的意义了。

他把财货在时间的观念上,区分为现在财货与将来财货,这种区分的意义,就是说:“现在财货因技术上的原因,成为满足我们欲望之比较完全的手段,而且,它因此对于我们,比将来财货有更大的限界效用。”设对此加以进一步的说明,就是,由于技术的原因,早些把生产财货放在生产过程中,比之把它迟些放在周转中,会带给我们更多的东西。此外,我们现在如果有了充分的消费财货,我们就不会因为缺乏或欲望不能得到充分满足的缘故,在消费上,提高对于所需物品的限界效用,在生产上去从事那些比较少利益的生产用途。现在财货对将来财货,既有上述的优越性,贷出现在财货,取得将来财货的贷者,自不能不在原本以外,索取报酬。而借入现在财货,偿还将来财货的借者,亦自愿意于原本以外,支付报酬。借贷两方都有这种财货的时间差观念,这就是所谓利益存在之心理学的基础。本此原则,如果资本家为了生产,丢开那些现在可以满足欲望的消费财货,而去购原料、机器及劳力等等高级财货,即生产财货,那也类似现在财货去购买将来财货,他自然有理由在这将来财货收回时,附上一个增加额,即所谓企业利润或资本的收入。而其来源,则是生产财货的总价值,每少于生产物之价值,而由是形成的生产价值超过其生产费用之剩余。在这里,庞巴卫克很怕人误解了他的意思,以为把财货搁着不用,也可因时间的推演而生较大的价值。他指出:“要使未来财货转变为现在财货,必须先把它投于生产过程中,然后始可使它转变为现成的消费品。”假如没有生产过程,资本便是死资本,生产工具的价值,就始终不会和成为现在财货的价值一律看待。利润和利息,也根本不会产生。资本家的可贵,就在他们节省当前的消费,把节省下来,当作资本来使用的财货,投入生产过程;他们节省得愈多,投入生产过程的愈多,转化为现成消费品的愈多,利润和利息也就愈多了。

这从心理上体验出来的时间差、价值差,不但可以解释利息利润,且可以解释工资。

庞巴卫克教授曾“很慷慨”的声言:劳动者有理由要求得到他的劳动生产物的全部价值。但他却认为那理由只是片面的:“各个人都可以要求,在现在,按照他所卖的现在财货之全部价值支给他。但没有人可以要求,在现在,支给他那在将来才能出售的财货的全部价值。劳动者出卖给资本家以他那只有在将来才能给予有价值的生产品之劳动,他由此让渡给资本家以将来的财货。然而报酬他,却比较生产过程完结要早一些,那就是在现在。所以,资本家是从劳动者得到将来的财货,而付给他以现在的财货。而且,因为将来的财货与现在的财货是不等价的,后者要比较高,故对于劳动者所提供的同一数量的财货,按照公理,资本家只应支给他们以少些的比较有价值的财货。就因此故,劳动者即使没有得到他的劳动的将来生产品的全部价值,但这并没有破坏公道。”还应该说:这正是“公道”。

上面已把奥地利学派的基本理论“和盘托出”了。从全体的表象看出,很像是条理井然的学说体系了,但稍一检点,就知道它和它所体现的资本主义体制本身,有同多的或更多的缺点和漏洞。

我们且不忙讲,用时间观念来说明利润的来源,说明劳动者应当舍去他应得的报酬部分,该是如何滑稽,单就其整个学说的体系而论,那亦是不通的。分配论的基本命题,被安置在价值论上,现竟又在限界效用大小,决定价值大小的命题之外,提出时间观念,以财货实现的未来,对现在的时间距离远近,来测知它的价值的大小,从而,来测定资本家应取得的利润的多少,和劳动者应得工资的多少。不错,他们在这里,曾把将来财货对现在财货,只有较小限界效用,作为其间的桥梁,但满足欲望的限界效用的大小,和时间的长短,究有如何的联系呢?如其时间的长短,如一年一月之类,系以确实的时间经过为准,而非主观所实感出的时间距离,那又不啻在主观的评价上,参进了客观的因素。

其实,在现实商品的市场上,不仅这里用时间观念区别出来的所谓现在财未来财,是一种多余(然在奥地利学派学者当然是必要),而其他如第一级财第二级财的分类,也于实际毫无关系。而且在市场当作买者的供给者,和当作卖者的需要者^[1],如其他是以资本家的资格出现,他们对于其所买卖对象物,至少会“迂回的”间接的同买卖者的消费相关联,但交换的必需性,特别是“为卖而买”的交换的必需性,定会使一切主观的评价,都被消灭,都被压平到一定的客观标准。而况,每个人的主观评价,在开始,就已经是把一定的客观标准作为基础。

显然的,奥地利学派的这种支离的价值论,是在他们的方法论上注定了错误的根源的。在方法论上,他们把古典学派抽象化一般化了的经济人(Economic man),更进一步予以超时代化自然化。古典学派把握个人自利的心理状态,始而强调生产,往后则强调分配,尚不难与时代的一般要求相配合。奥地利学派把握个人自利的心理状态,却强调消费,认定“生产是为了消费”。他们把这妇孺皆知的自明道理,当作“真理”来发现,以为由此建立的经济学,就立在不可动摇的坚固基础上。但问题的要键,不在当作研究出发点的命题,有怎样的真实性,而在由它导引出的结论,有怎样的妥当性,换言之,就是看他们的研究,是否依据当前经济现实,是否能用以说明当前的经济现实。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社会,不论是资本家,抑是为资本家雇用的劳动者,都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生产,他们都是在生产交换价值,而非生产使用价值。如其他们真是为了消费而生产,则由生产过剩,消费不足所引起的恐慌事实,就无从得到理解了。

总之,奥地利学派在方法论上所研究的个人,是没有社会性的个人,是好像在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以外活动的超人;像这种人的心理状态,当然与现实社会没有密切的联系。而一味把这种人的心理状态,特别是把他的消费欲望作为研究前提和对象的经济学,无疑是具有充分的形而上学的性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