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济的崩溃与现代化经济

可是,从地主经济出发,我们历史上的经济变动,尽管在其较大的全面性,较大的社会性,较大的必然性上,显出了任何其他封建社会所无法表现的旋律或节奏。但毕竟因为它是当作封建的经济范畴,是为更有综合性的封建经济法则所范围着,一使其比照着现代型的经济恐慌,立即就会发现出它那地方的、局部的、自然的、偶发的诸性格。而它依王朝兴废所显现的周期变动迹象,也在时间的久暂与变动的轮廓上显得颇不明确,颇不规则。

然而我们所当特别留意的,还不是上述这诸方面表象上的参差,而宁是它最后的最本质的产生原因以及其一次一次循环可能演变转化的结果。封建经济的全结构,是建立在土地上,以土地为基键所结成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否允许土地发挥其自然生产力,或在土地上耕作的直接生产者,是否被允许发挥其社会生产力,那是封建社会,能否自给,或荣枯所系的大问题。所以,封建社会经济恐慌的表象,总是以土地生产物不够消费,直接生产者不能得到最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事实体现出来。自然,个别直接生产者或农民,有时是会因税租苛重,高利贷商业过分榨取,致使他们自己最低生活所需的消费资料无法保留;但就全体来说,生产不够消费,却是那恐慌的核心问题,恐慌的严重程度,差不多是由此来测定的。在交换关系不发达的社会,并不曾显出本质的何等差异。我们如其要由此分辨出其真正差异所在,也许可以说,西欧封建制下的恐慌,就范围讲,固然不会表现出中国社会的那么大的规模,就程度讲,也不会表现得像中国社会的那样深刻,或其破坏的那样澈底。这原因,仍当由中国封建的特质去说明。

我们已讲过,中国社会的工业,是从多方面受到了地主经济基础上的专制政治的阻害的。与工业密切关联的对外贸易,一向在遭受国家的统制。一切当作手工业发展进路的协业或较大规模的企业,大都采取了官业形态,而商业基尔特在都市方面依种种特权所造成的对于工业基尔特的支配,更加使工业的发展,工业上的资本积累,陷在极其式微的程度。而在商业方面,它无疑是不只一次表现了繁荣,表现了庞大积累规模的。但它的发展,不仅受到了工业式微的限制,受到了向土地上转化的倾向的限制,并还因为它在本质上与王朝的兴废结了不解之缘。在每度王朝颠复的过程中,所有商业上的全部积累,都将遭遇到“牛死虱死”的“同归于尽”的命运。这和欧洲社会是大不相同的。欧洲封建社会的商业,一般是与封建领主对立在相反的地位。僧侣贵族们争权夺利的交讧与混战,一方面虽亦使商工业受到摧毁,但商工业却同时正好是利用它们原有积累,在这些贵族领主们的崩溃过程中或其灭亡废墟上发展起来。而在商工业本身来讲,由于欧洲封建社会的商业,一般没有取得像在中国社会那样的地位和特权,所以,除了当作例外的二三都市像威尼斯,曾经建立起过商人政权外,其余所有都市上的工人基尔特的势力,都不但不可轻侮,甚且有驾乎商人基尔特以上的。这一来,它们都市的性质,就不是偏于消费性的政治性的,而宁是生产性的了。

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工业,与欧洲封建局面下的商工业,有了这些本质上的差异,那就不但要影响到它们各别经济恐慌的性质,而尤其要影响到我们这里所须提论到的,在恐慌中在旧社会崩溃过程中的新经济力量的成育。欧洲经济能先中国而现代化,或先走上资本主义的旅程,我们不难从这里得到最确切的解答。(www.xing528.com)

中国在汉末,在唐末、宋末乃至明末,都曾在极度的经济恐慌中,引起广泛的澈底破坏的战乱。王朝没落,商人阶级也随着没落,农业摧毁,商工业及其积累,也随着摧毁。这种演变方式,显然不曾或不易在旧的社会生产关系破坏过程中,孕育起可以促使那种生产关系得到代替的新生产力量。结局,破坏到疲弱不堪的旧生产力,只好让适应它的旧生产关系,慢慢自发的恢复过来,慢慢再给予它以再生的机会。所谓永劫不变的中国社会(许多有名的欧洲学者,如亚当·斯密、黑格尔等,都曾如此强调过),或即中国封建王朝的不绝再生产,差不多都是从新的生产力,不能在旧生产关系破坏下得到保育成长的关键上,取得其存在依据的。

然而,我们在这里不应忽视一件事实,就是,不管上述诸朝代末期的经济恐慌程度,是否一个比一个严重,也不管它们分别由恐慌引起的战乱与破坏程度,是否一个比一个澈底,但从较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看去,终不能不承认,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诸前提条件或其诸潜在因素,一般是在发展着的,如国内市场的推广,商业组织、商业积累的加多,具有工场手工业雏型的手工业作坊的增设,以及土地买卖之更减少传统束缚等等。这可以说是不变中的变动,延滞中的发展。

我们要理解这正反两方面的症结,才能明了我们现代的经济及其恐慌,不是纯粹自发的自己成育起来的,也不是突然从外国搬家进来的,传统的特定的社会因缘关系,一直在从中作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