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典型恐慌形态之间

当作历史的社会经济范畴来看,不论是封建制的抑是资本制的经济,都不免要在其全运动过程中或当作那种运动之必然结果,而发生危机或恐慌。这危机或恐慌,能被克服下来,就是那种社会形态的继续或扩展,否则就是那种社会形态的历史交代。

封建制经济是被它不能克服的内在恐慌所压倒的。那恐慌形态,虽在自然历史条件不尽相同的国家,并不表现出一样的内容,一样的颠复那种经济制度的历程,但却有它当作一个范畴来看的共同特质。资本制经济下的恐慌亦是如此。

资本主义社会是积累了巨大财富的。这巨大财富的积累,虽然满含有原始积累的成分在里面,但愈到后来,它便愈不是以土地为主要的积累手段,而是以资本为主要的积累手段;而在资本中,它便愈是由机械设备构成其核心部分的不变资本的尽量扩张,即由劳动生产力的尽量增强,使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相对减缩。其结果,当作一个社会阶层的劳动者,虽因不变资本的不断增加,他以生产者的资格,为资本家创造出了更多量的商品,更多量的剩余价值,同时却因可变资本对不变资本比例的相对减缩,他对资本家提供到市场的商品,就不克以消费者的资格来购置,因而就不克为资本家实现其剩余价值了。这在劳动者一方面,是以他们对产业的人口过剩、失业、贫困、饥饿表现出来,而在资本家一方面,则是以他们商品的生产过剩、工厂停闭、信用破产、金融呆滞的险象表现出来。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方面的脱节现象,就在最繁荣时期,亦是个别的局部潜在着的,并且是当作繁荣与资本迅速集中的条件而潜在着的。但这种恐慌状态,一旦由个别的局部的变为普遍的显著现象,整个社会秩序,将更陷于混乱,并由是引起政治的社会的危机。那种政治的社会的危机,是否能演到倾复资本制的程度,主要是取决于各该社会的资本生产关系,是否还有允许其劳动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或弹性。在这种可能性或弹性还相当存在着的限内,生产停滞,信用破产,劳动者的失业、饥饿,便被当作经济赖以好转,再度繁荣赖以恢复的准备条件。由是,资本制的经济恐慌,就一般的具有以次几个特点:

(一)它主要是发因于社会的经济制度本身,而非发因于自然的或政治的诸关系。虽然偶然的天灾或不愉快的政治搅扰,有时也有诱发或促成那种恐慌的可能,但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就比较是更不依赖自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早被当作资本制生产关系的一个有机关节,其安定或混乱,不过是把经济状态加以政治的表现罢了。

(二)它一般是通过市场,而显示为供给对有效需要过剩,显示为生产对有效消费过剩。资本制的商品生产,虽然在获取利润,获取更多利润的要求下,是预想到了需要消费的一定限度而进行的;但某一商品生产者的预想贩卖对象,同时也是其他商品生产者的预想贩卖对象,如何在产品上减低成本,压下价格,争取购买者,他们是打算得清楚的,但由减低成本,扩大生产量,扩大不变资本,由是相对减少了可变资本,减少了社会购买力,他们却是计算不来的。所以,资本制愈向前发展,这种生产过剩现象,就愈成为非他们意志所能支配的必然无可避免的现象。

(三)它大体是很有规律的表现为周期的病态。在把经济恐慌当作资本主义经济诸法则连同作用之必然归趋的限内,资本制经济愈达到了成熟发展的境界,那些作用所蒙到的偶然的非经济的搅扰,也愈形减少;而其本身内在发生的病症的规律性,就更可显露出来。

但在封建制下的经济恐慌,却是另一个姿态。(www.xing528.com)

典型的封建经济,本来就是以交通不发达,货币信用关系不发达的自然的自足的形态表现着的。农业生产差不多是这种社会最一般的生产形态,惟其如此,“靠天吃饭”就变成了他们共同晓喻的生活格言。自然条件在生产上自始就具有如此的决定性,而低下的社会生产力又如此的无法控制天灾水旱的灾难,所以这种社会的经济恐慌,就不但比较资本制经济恐慌,表现了更大的自然性,还必然表现了更大的偶然性。而这所谓偶然性,还不只是从无力控制自然的观点上说,且得从这种社会的政治权势,具有较大的左右经济的力量上说。比如,封君们的任意浪费,和任意因黩武掠地建功所造成的“杀人盈野”、“杀人盈城”的战争,随即就会由劳动力的缺乏,引起像天灾一样的经济危机。而其危机的症结,几乎全是表现在生产不足,许多人得不到衣食的事实上。

在直接生产者挨饿一点上,封建制经济恐慌与资本制经济恐慌,原是相同的。封君们“庖有肥肉”、“厩有肥马”,和资本家们无法脱售而不得不囤在仓库发霉腐烂的大量生产品,也不无近似之点,但一般的讲,封建性的经济恐慌,终是由于一般农奴的食粮生产不足;平素是自给自足,一遇荒乱,就无以为生了,而且,他们平素所生产的物品,并不是要拿去交换,至少,最大一部分不是拿去交换,所以,这种性质的恐慌,就不是通过市场表现出来的。不仅此也,在自然的自足的经济状况下,社会全般经济,决没有密切的有机关联,亦就因此之故,某一地方的天灾人祸,并不一定会在全盘上发生严重的影响,全面性的大恐慌,一般是不存在的。这是许多封建社会能不时遭受恐慌侵袭,却仍能维持得相当长久的原因之一。此外,还得指明一点,即封建社会的恐慌,尽管不时猝发,但因其形成过程中的外在偶发的原因在发生莫大作用,以致其表现的时期间隔,亦无法显示出确定的周期的规律性来。

以上是分别就典型的封建制恐慌与资本制恐慌立论,而我们这里所注意的,宁是由封建制过渡到资本制的经济状况下所发生的恐慌形态及其特质。那两种典型恐慌形态的论述,正好是为了说明这第三种性质的恐慌的便利准备。

自然,一个过渡社会的恐慌,无疑具有封建〔制〕的与资本制的两重性质。但它那种二重性的源源本本的说明,却并不是机械的,一方面指出其封建性的恐慌因素,另一方面指出其资本制的恐慌因素,就能了事的。

我们如其不妨把中国现代的经济恐慌当作这种恐慌形态的标本来分析,则有关我们前面所论述的一切经济形态,乃至它们所由形成的有关历史因缘的说明,都将变为这里立论的张本。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所论及的中国经济恐慌,才能当作全般经济运动的总归趋而表现出来,我们的恐慌论,才能当作中国经济全般理论的结论而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