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利息形态对利润规制的作用

上述这种形态的利息,对于利润,该有如何的影响呢?

如其把这里待论及的利润,暂以产业利润为限,那需要我们回顾前面关于利息利润相联系的诸般问题。我们将由是明了:中国的利润,迄未从那种利息形态解脱出来。

在现社会,生息资本利息对于产业利润的关系,是从生息资本对于产业资本的关系中去理解的。现代产业不但一开始就需要大宗资金,并且随时还得有大宗资金周转,就是作为商品生产或交换价值生产必然会换回的货币,那比以前独立小生产所能挣得的额数,是大得多,多得多的。正因此故,一个产业资本家要使它的产业资本无滞碍的尽可能迅速的完成其周转,他就不仅需要为他经营商品的商业家,同时还需要为他经营货币的金融家,在一旁协助,结局,他生产的最后成果中,就得分别按照常规给予商业家以利润,给予金融家以利息。在这限度内,如其他不怕麻烦,不计分工的利益,自己兼营商业,兼营金融,那就不论其最后成果将由此受到如何影响,其全部将成为他的收入。不过,在分工发达的现社会,即使他能如此兼营下去,他的纯收入中,仍须分成三个部分,即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及生息资本利息。在这里,如其把商业利润搁在一边,产业利润和生息资本利息间的关系,已是非常明了的。产业资本家不论他是独营产业,抑是兼营其产业所需范围内的金融,他一定要由他的产业,获得其所投资本的普通利润或平均利润。此外,还须多少有可充用为利息的部分,否则他借来或移用来的资金所要求的利息,将从他的普通利润或平均利润项下扣除下来。可是,这里却存在着问题的症结:如其为了借入或移用来的资金的利息,碍及他的经营产业的普通利润或平均利润的实现,他就会终止其产业经营。要在这样的情形下,利润才算是由利息解脱出来了。

我们的产业利润,却不是如此,它始终没有摆脱利息的桎梏。利息与利润的现代关系,并不是也不能由它们本身任意建立起来,那有许多社会条件在纲维着。就中国广大的农村说,那里正实行着24%～300%的利息基准(德人瓦格涅尔分析山东农民的高利贷负担,说他们为要生存,常付出200%乃至300%的高利息,马扎尔也认为是依据这个基准)。这种骇人听闻的高利息率,用农村太缺乏资金来解释,是颇不充分的,其基本关键,宁在借贷者不是为了从事生产经营,而是为了维持生活上的支出。农村一般独立生产者的开支,无疑会有一部分可以视为是生产上的开支,至少维持他在生产过程中的那一部分生活费用,就是如此,但如其他是无所事事的农村流浪者,他就根本没有借贷的资格。他借贷,如其他生活无虞,纯是为了维持生产支出,为了更新农具,购置肥料,雇用人力畜力,他就一定会盘算到他由此增加的收入,是否能抵偿借入资本利息而尚有余剩。在一般利润率尚不曾建立起来的情形下,他也许暂以些少余剩利益而满足,但如连这点利益亦没有,他就会尽可能在生产上因陋就简,不肯去借贷了。在这场合,他对利息率的高低,还有表示选择的余地。换一个表现方式,就是生息资本的所有者,如不愿他的资金呆放着,他就不能完全不顾及借贷者的赢益。把地租及商业利润暂置不论,利息在这时还不能把产业利得全部吞蚀。

如其这位生产者,对于上述各种生产要素,如农具、畜力、种子、肥料,都能勉强供应,只对于支持到收获以前的日数必需生活费发生问题,则在这种情形下,它对太高利息率,还保留有一些对抗的可能,那就是用生活资料压迫生产资料的方式,把肥料、畜力、种子甚至农具,分途典质变卖为生活费用,必要时的劳力的雇用也予以中止。真有这种躲闪余力的借贷者,他说不定还能期望放款的人降低其利率标准,利息率果然降低了,他由借贷把生活费用张罗到了,这时,他也许能叨自然的恩惠,在生产成本以外,还可挣到弥补其借贷利息的剩余,在这场合,如其利息率再低一点,那剩余中间有一部分,也许可以称之为利润。

一旦,这生产者农民,遭到了极寻常的天灾疾病或其他人祸,把极简陋的生产资料大体处分了,而尚无以为生,他的借贷条件是低到无以复加了,这时能让他选择的,要就是立即死亡,或者就是威胁他日后生存的高利息率。这里早没有一点利润的影子发生作用。把话倒过来说,利润在这种场合的缺如,与其说是由于利息率太高,宁是由于当作利润之存在依据的资本本来就不存在。农民穷到了几乎单凭劳动力与自然力支持生产场面,高利息率就不是当作原因,说有了它,利润就无法成立,而实是当作原因的原因,说有了它,利润成立的前提条件无法产生。

尽管农村贷款关系的成立,有无限错杂的因子在作用着,且不限于上述几个例子,但把那看作是有关农民贷借景象的基本型,而由是理解农村利息率所以那样高,那样参差,那样妨碍着利润的实现,那也许不是怎样远于事实的。当然,就在我们农村,也并不是绝对没有对雇用劳力资金,支付利息,建立起了现代关系的利润形态。我们上面所说的,为了充实生产资料而挪债的农民,他所付的利息,就比较可能使贷借者降低到农村利率最低限,而由是允许若干充作利润的剩余存在。但我们在这里,还只看到问题的一个面,现代型的利润的成立,同时须得把农民的劳动条件——地租加入考虑。

也许说,现代资本主义诸社会关系的建立,是从都市慢慢延伸到农村的。我们都市方面的利息基准由9%到20%,比农村一般的利息基准低了那么多,如其说农村的最低利息率可能容允些许利润萌芽存在,其最低限利率亦还低于农村最高限利率的都市方面的贷款,一定是不会怎样限制利润产生的。事实确也仿佛我们的推理。

首先,我们得明了,有关借贷条件的都市居民的性质及其生活方式,是与农民两样的。特别是在新兴都市里,他们是从四面八方凑集起来,极没有定着性。他们多半没有血缘社会关系,没有自己的居所,特别是没有定着的土地——不论是自己的,抑是租得的——给他们以范围和拘束。像这种人,大体可归类为两个成分,一是找工作做或已在工作中的无产劳动者,一是多少拥有各种形态资财的商工业者。论到借款,前者一般是没有资格,至少亦不曾形成都市贷款的主要对象。在商工业者中,这里是暂时需要把商人撇开的;从事工业经营的人,有独立手工业者、工场手工业者及现代型的工业家,都市的独立手工业者及很少一部分雇佣劳动者,也许是农村高利贷活动,还多少存在都市方面的现实依据。其余一大部分的工场手工业家及工业家,他们要有所经营,当然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谋利。有利可图,即他们的生产经营,能给予他们以相当的利得或利润,他们是乐于从事的。一旦利润无着,而这利润无着的原因又被发现是由于利息率过高,他们显然会由停止借贷来停止其事业经营,而把他手中控制着的作为借贷之依据的资财,也转向为比较不费气力坐享其成的金融业的本钱。

另一方面,在农村由地租由高利贷及其他原始方式积累的资金,无疑还希图用一种方式,继续增大其积累,但因鉴于农村动乱堪虞,自不免相率集中都市。可是由这种方式获得,并由这种趋势集中到都市的资金,在本质上,已把其所有者运用它的意向局限了。地租是坐享其成的收入,利息亦是坐享其成的收入。坐享惯了的人,要他到不大熟识的都市,去从事不大理解不大习惯的生产经营,自然是太强人所难了。最适合于他的生活方式,当然是金利生活者的生活方式。(www.xing528.com)

有钱的人,不肯从事生产经营,而以从事金融业较合脾味,有资格借钱的人,如再顾虑利息率太高,无所获利,而也宁愿转到金融业上去活动,结局,金融的供给超过需要,利息率是理应降低的。事实上,与农村比较,都市金融业的利息率,已算低得可观了,不过,这已降低的利息水准,仍无大补于中国产业利润的形成。

由9%到20%的利息率,比之我们的农村,诚然是够低了,但比之外国,乃至比之外人在华银行的利息率,不仍是太高了吗?这里有几点须得弄清楚的:首先,我们金融界的利息率,为什么不能再压下到接近外人在华银行的利息水准呢?这需要我们回顾前面的买办性商业及参酌我们下节要说明的商业高额利润。集注到都市金融界的资金,如其除了从事金利活动,就只有投用到产业方面一个出路,它的利息,一定要注意到产业的利润。如其它除了金融和产业以外,还有商业可供其运用资金的选择;依前述资金来源及其集中过程,它在本质上,就宁愿倾向商业。而商业依着种种特殊条件所能挣得的利润,更加会促使它对于利息的考虑,不以产业利润为准,而以商业利润为准。因此之故,我们的生息资本的利息,就无法再降低了。

其次,一国新式产业即使没有外在的破坏力,它在开始时,亦会感到它对旧式产业的诸种有利优点,会因它的社会优势尚未形成,各种需要的社会条件——如技术、资本、市场——不曾具备,而不能发挥。所以,在近代初期,各国产业能通过各种落后关系的障碍而挣得利润,那利润有许多宁是由国家直接间接扶助促成的结果。在各种保育方式中,有关利息的节目,计有三项:一是低利通融资金,一是无利且无须还本的奖助金,一是借中央银行左右利率市场统一金融步骤,使资金能顺序的走向产业方面。我们过去奖助产业的办法是施行过的,但不普遍且不切实,不曾使最需要最值得受奖助的企业,得到实惠。至于低利通融资金的办法,直到近十数年来施行工业贷款,始有一个端绪。此外,关于统一金融市场的步骤,我们根本没有具备有效的条件,那将在下面予以说明。

因此,中国的新式产业,即使没有外来的障碍,它除了像在前次大战过程中那样特别有利的场合,是决不能由它的那种利息基准得到何等合理利润的。

而况在高利息率限制着合理利润产生的过程中,低利息率同时又在发挥破坏作用。外人在华银行以4%～8%的利息率,对他们在华产业通融资金,而在同一市面上,在同一部门的国人产业,则须以10%以上的利息通融资金。在其他一切没有差别的情形下,单是这个不平等的利息负担,尚只令国人在产业利润上遭受相应的损失,但若把外人产业尚有种种特权,国人产业却在为种种特权所束缚,同时,再把技术、资本、经营方法诸方面的差别条件加算起来,这项不平等利息负担所引起的不利结果与损失,就更形严重了。

不仅此也,因为社会政治各方面的原由,外人在华银行吸收大宗存款,并不是以高利息为饵,反之,却有许多是用低利息为饵。他们凭各种特权,在中国有钱阶级间造出一种变态的社会心理,以为利息率愈高,确实可靠性愈足怀疑,反之,利息率愈低,低到零,甚至需要纳保险费,其安稳性就愈大。结果,国人最大一部分社会资金,就被幻化为外国银行存款簿上的阿拉伯数字。如其说,资金的充溢,是利息率降低的一个有力条件,则外人依此资本政策,不绝吸去中国在一切可能有利条件下,借助于原始方式所积累的资本,那就会永续使中国银行利息率不易降低下来。不错,在这种观察下,中国银行不也可以用低利政策同外银行竞争么?但这是行不通的。低利息率反而容易吸收大宗存款,那不能单从利息本身说明,那有一列特殊权利在作用着。中国银行界终能把握住相当额数的存款,却又毋宁是用高利息率去竞取的。除了特别有钱,因而神经特别过敏的那一部分人,高利息率终不失为一吸收存款的有效手段,但存款利息提高,贷款利息也就不能不相应提高,这样提高的利息率,显然是在对付外银行低利息率的压力。

然而最关重要的,还是引导社会资金,以低利率流向产业方面的金融政策,由于外国银行在中国另有一个特殊利息基准,致不克顺利执行。本来,中国广大农村是存在着高利贷的利息基准的。但根据近二十年来社会资金集中分散的经验,零碎散漫的高利贷,乃至作为高利贷集中化了现代化了的钱庄,并不能在社会资金流通上,发生何等决定的影响,反之,它却不绝在为新式金融业所左右。这就是说,中国不能执行有利于产业的低金利政策,在金融范围内,正好是由于外银行在中国另有一个作为其操纵牵制中国整个金融活动的低利息基准在。至若在此低利息率及其他特权庇荫下的外人在华产业,虽不仅获有利润,且获有超额利润,但那种性质的产业利润,正是中国正常产业利润无法形成的一个症结。

也如在其他方面一样,我们的产业利润,在由代表极落后社会关系的高利贷的高利息率,和代表极发达社会关系的外国银行资本的低利息率,受到双重的打击与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