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两种资本运动倾向连同作用下,定然会促成第三种资本运动,即民族资本向着国际资本的转化。事实上,这种运动已经在非常强烈的表现着。而它的形成,是把以次这些事实作为内容的。
一国生产衰颓而商业却能变相繁荣,那已说明它的那种商业主要是做着贩运并分散外国货物的商业,就当前讲,是经营美国货的商业。这种商业专为外国产业服务,它的买办性是非常明白的。而在“以商养工”或“化工为商”的情形下,已不啻使一部分民族资本,变为以国人名义经营的外国资本。不错,某些外货的输入,也可能有助于民族工业。但通货膨胀及其他种种不利于生产的条件,使国外输入的货物,更不可能是有建设性的生产资料,而更可能是有破坏性的消费资料。我们不用看官方的海关公布的物品数字和种类,试走到任何一个市场,都可触目惊心的碰到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为我们备办的烟、酒、化妆品、钟表、自来水笔以及其他“不用也行”的日常适用品和便利品。输入品愈不是生产资料就愈是消费资料或奢侈品,这样相互影响会造成一个倾向,使我们社会只会存在一种买办商业资本,以及配合买办商业的其他资本形态。不仅此也,在某种限度内,可视为买办商业金融作用之结果的战乱,和与战乱相伴而生的恶性通货膨胀,使我们在敌伪产业基础上新生起来的若干生产事业以及依各种形式保存着的社会资财,都直接间接或明或暗的向外国逃避了。而官僚与买办的苟合,更不啻为此逃避开了一个方便之门。因此,官方不管怎样叫穷叫苦,请外国帮助,而我们国内的资财、外汇、黄金、土产,却源源不绝的在向我们希望从它得到援救的国家输送。这种矛盾得极其可笑的现象,正在我们面前表演着。而我在此所要注意的,却是这逃往外国的资本,并不是一去不回的,它们为贪取国内的较高利得和权势,一有机会,还会回头“眷顾”这可怜的祖国。不过,待到它们回过头来时,那已不是,也决不会是当作民族资本在国内生根,而是当作国际资本,或联同真正的国际资本,从外部投向中国经济角逐舞台罢了。
从上面所说的这几种倾向看来,抗战以后的中国社会资本运动,虽然同战前比照起来,增添进去了不少新的因素,并作了比较错综曲折得多的表现,但在实质上,毋宁是一贯下来的。为了要透过现象去看本质,去看资本运动所由左右的内在关键,我们得进一步去分析我们社会的利润与利息形态。(www.xing528.com)
【注释】
[1]参见蒋学楷等译雷麦著《外人在华投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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