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资本在中国资本运动中的作用

也许说,在中国境内的国际资本与中国本土的资本,实际上是很不易明确区分开的。许多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者,就曾这样强调着。但它们间的联系,不论如何密切,比如,不论中国买办商人,如何通过外资赚得一宗货币,这货币又当作存款,存入外国银行,外国银行又可能利用这宗存款,在中国经营某种企业,而这企业的营利,更可能用以参加中国民族资本经营的工矿业。……如此辗转下去,好象谁也不容易把外资从中国资本或中国资本运动中划然区分出来。但这种问题的研究,决不能随着零碎枝节的现象兜圈子,我们这里特别需要运用抽象力,从参杂错综的现象中,去理解它们各别在一定场合在一定主体下所表演的作用,否则我们就不但无法把中国资本与外资区分开,即在中国资本中,亦无法把产业资本与其他和产业资本交互发生流通关系的各种形态的资本区分开。而我们这里所要究明的资本总运动,并不是也不能笼统的混同的予以讨论,却反而是要把它们各别在那种运动中作用着的范围与限界,认清了之后,才能讨论的。

讲到外资对于中国资本运动所起的作用,有若干认识上的前提问题,须先予以处理。其一是外资主体或外资所有者的意志,是否统一,即它们对于中国资本运动的作用,是否向着一个方向;其二是外资所有者即使对中国资本发展问题能统一其意向,它们是否就能在实际活动上,贯澈其意向?

关于前一问题,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帝国主义各国对于任何落后国家的经济要求或展望,因其各别所具的自然条件及其对该落后国家的历史关系不同,原可大异其趣,因而对于其帝国主义政策的执行,不尽能采取同一的步骤,甚且可能在某些场合采行相反的步骤。但在它们同为帝国主义的国家,帝国主义终有其相同的基本要求的限内,我们仍不难在其暂时的局部的或参差的冲突中,看出其对落后中国经济或中国资本可能采行的共同对策;而且,我们往往只注意到不同的要求所引起的冲突,而不知多方的冲突所造出的一致或平衡。近百年来的外资侵略史,已充分为我们指证了这种事实。

关于后一问题,国内论坛上已不时讨论到。最容易说服我们的意见,似乎是说: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中国资本主义或资本的发展,虽然在它自身的各不同发展阶段,可以采行不同的政策(如在帝国主义阶段以前,它还不妨开明点,虽使各落后地带的封建生产方式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一到帝国主义阶段,它需要保留或带着落后地带之封建生产方式的志望,就比较来得显明)。但依不同的志望采取不同的政策为一事,是否能使其主观志望,依一定政策予以达成为又一事。这种说法是聪明的。但似未想到帝国主义者执行某种政策的志向,就已经是把现实的客观条件作为前提,现在且从这方面来展开我们的研究罢。

在研究程序上,我们应把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度,转注到它们对中国产业资本发展的态度上面。上面述过的中国近百年来产业资本发展的成果,也许可以说是“外铄”的作用居多,——虽然任何外铄的作用,须得通过已有的社会经济基础而表现出来——同时,中国产业资本在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坎坷与挫折,亦似大体可以由此得到说明。(www.xing528.com)

首先,帝国主义各国不允许或不希望落后的中国发展产业,无疑是恐怕因此影响它们的制造品市场,影响它们的原料供给要求,乃至影响它们的资本出路。前两者在今日已可凭常识去理解,而后者则需要予以原理的补充,因为,照我们将在后面解明的,一国产业能顺利发展,能不绝扩大再生产,它就可以逐渐大量积累资本,使各国剩余资本的输出发生障碍。

其次,它们让中国民族的产业顺利发展,固有上述的障碍,它们代中国或在中国发展产业资本,不是于尽量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及原料之外,更可有利的把握市场,并连带解决其过剩资本问题么?它们确曾在打这样的如意算盘,然已在实践中经验到了此路仍是不通的结论:因为,它们在中国多一个产业的单位,其国内同种类的产业,就要在输出上受到排挤,对本国产业的竞争问题,是它们不能在中国任意扩展产业的第一道难关;它们在中国发展产业,即使除极少场合以外,不会受到中国民族资本的竞争,它们相互间的倾轧竞争,却是不易避免的。比如,日本纵然可以把对中国输出的纺织业,全搬到中国来,但它不但会遭受英国在华纺织业的排挤,且会受到英国兰开夏纺织业的排挤。中国既不能防卫保护自己的产业,也当然不能为其他任何国家防卫保护其产业。这是他们不能在中国任意扩展产业的第二道难关;加之,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虽然都有它在中国的特定势力圈,它比较可能在势力圈内畅所欲为,但这种由分割所得到的利便,却又为分割引起的劳力原料及贩卖市场不易如意控制的不利所抵销;况且愈到晚近,每个帝国主义者的势力范围,都在因他们之间的激烈斗争而受到动摇,这是它们不能在中国任意扩展产业的第三道难关。最后,由中国产业不发达所保留下的落后生产关系,及由此引起的治安、交通、货币乃至购买力上的诸般困难,虽然反过来会给予中国产业发展的妨碍,也同样会妨碍列强产业在中国的发展,这是第四道难关。

列强在这不能促进中国产业发展,也不能代中国发展产业的客观形势下,自然而然的会依实际利益的指导,利用其可能利用的特权,使中国经济或中国资本的运动,向着它期望的方向走去。

一国的财政金融,对于全资本运动,是有着决定的作用的。它们由赔款及外债支借程序的控制,由标金、公债及外汇市场的控制,已使整个中国的财政金融受其支配。资金向着产业方面运用,既有上述的障碍,它们只有极必要而且极有利的场合,才由金融市场证券市场的控制,使他们的资本参加到中国产业方面,以为合并买收的准备,或诱使中国资本参加到它们产业方面,以增大其扩展与合并的资力。除此以外,它们就依照其不利于发展中国产业资本的程度,而要求加强中国的商业资本活动。事实上,中外商业资本的分工合作,是达到了非常“协和”的程度的。比如,以原料品为主的输出贸易,强半由国人经营,但以达到通商口岸为止,过此则依托于外人,而同时以制造品为主的输入贸易,则主要由外人经营,但大体亦以到达通商口岸为止,过此则委之于国人。这种买办性的商业,在外人控制着中国财政金融的条件下,是更易滋养起来的。配合这种商业资本发展的诸社会条件,更要求配合它们的其他社会条件,层层相因。在一般情调下,特别是在一种压倒的优越的外力,在全面经济上发生领导作用的情形下,很可能造成一种限制中国资本全运动或全发展过程的局面。这是研究中国资本运动,所须预先理解的要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