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的科学及研究方法选择

先讲这种研究,所应依据的几种科学。

我在前面的说明,似乎已经多少暗示出了对于中国经济的研究,所应依据的那几门科学。本来,无论从事哪一方面的科学研究,都不免要直接间接涉及许许多多的科学知识的领域,可是我提出这个问题来研讨的意旨,如其仅只如此,那又变成了不十分必要的冗谈。

中国经济研究到了现阶段,按照晚近新兴科学给予我们的宝贵启示,按照我们社会实践上的紧迫要求,它是可能应该有较大的成就的。对于以往一切阻碍我们对于中国经济性质明确认识的诸般观念上的尘雾的清除,亦应该是有较大效果的。而现在我们的研究,其所以还在许多方面,许多场合,落在革命实践之后,那在肯定物质利害关系作祟之外,还得归因于一般人看轻了中国这种经济形态研究的准备工作。我现在且不忙解说研究中国这种经济形态应有如何的准备,并如何去准备,姑先就我个人认为在从事那种研究当中,至少应相当透澈了解的以次三种科学,分别来述说其究竟。

(1)政治经济学

我们研究中国这种经济形态应依据政治经济学,依据一般经济原则及其诸般研究结论,那差不多是不言而喻的事。在实际上,研究政治经济学,也就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来间接求得政治经济学上所体现着的诸般经济事象的理解。比如,我们研究亚当·斯密(Adam Smith)或李嘉图(D．Ricardo)的经济理论,同时正好是在研究他们那些理论所依以展开的英国十八九世纪之交的经济现实。不过,经济理论毕竟是由诸般具体经济事象抽象了的一般的概括,它尽管在如何贴切的反映着经济现实,我们主要还是拿它的研究结论或基本概念,去认识,或者去辨识有关的经济事象。

但这里会发生一个问题,即我们拿英国资本主义的规律或经济学,去解说或证验一般资本主义经济,那是有它的妥当性的。如像中国这样尚未完全资本主义化,或是尚保存着浓厚的前资本主义因素的经济形态,如其依上述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来说明,那不是凿枘不入么?是的,假如用资本主义经济学或经济规律来研究中国经济,即使不能全部适用,至少总有一部分或者资本主义化了的那一部分适用;即使不能完全从正面来确证其是什么,至少总可从反面来说明其不是些什么。这即是说,资本主义经济学,至少总可在某种限度,有助于我们对于中国经济的理解。

然而问题是不能这样机械的来求得解决的。

以资本主义为对象的经济学,亦并不是具有同一的内容。所谓至少一部分有助于中国经济理解的经济学,只能限于前期的资本意识形态。那时资本阶级还是站在生产者的立场,还是站在对传统封建求解放求自由的革新者的立场的;照应着这种事实,当时的经济理论,可能充分反映着资本主义的基本动态,并且也可能部分地用以说明我们中国这种处在资本发生期中的经济实质。然而过此以往的,在资本主义后期出现的所谓流俗的经济学,它就不但不能拿来证验或解析我们这种社会的复杂的经济形态,甚且不能成为它所因以产生的社会的经济事象的反映,反而成为掩罩其实质,其基本动态的烟幕。因为把资本社会的根本危机如实暴露出来,那不是现阶段的资本家所期待于他们经济学家的。

流俗经济学的集大成,是所谓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理论;而在晚近盛极一时的,在世界经济愈陷于困厄,陷于衰落,反而愈显得活跃而繁昌的,也是这个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理论。资本家世界,在本国需要利用这所谓有闲的消费的金利生活者的经济学,以掩饰其现实,在其所寄生托命的落后地带,尤需要利用这种经济学,一方面不让落后地带拆穿了它的西洋景,同时更不让落后地带看出自己困厄的症结。如其说,启蒙的古典的社会经济意识的输出,是先进资本社会在商品输出时代的“天真”,则反动的极端保守的社会的经济的意识的输出,就是它在资本输出时代的“矫饰”。我们社会所输入的经济学,恰好就是这种庸俗透顶的东西。随着半殖民地地位的加深,我们“买办的”经济学也愈来愈失去了前几十年的变法图富强的“火气”,而像炉火纯青似的安于现状,不时仅嚷出一些不着边际的建设语辞以敷衍场面了。这说明我们已深深的中了这所谓消费经济理论的毒,它在我们对于自己的经济认识上,仍在施放着浓密的烟雾。

但尽管如此,如前面所说,我们社会或经济界的另一视野,却又在不绝扫除那种烟雾,而增加对于中国经济的认识。这原因,单就经济学方面讲,就是我们研究中国这种经济形态,已经逐渐知道需要把带有进步性的批判性的经济学,去代替那种保守的缺乏历史性格的有闲阶级经济学了。

然则这种批判性的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什么特别有助于中国这种经济形态的研究呢?那有以次几种原由:第一,我们知道,批判经济学本身,就在某种限度,继承有古典经济理论,后者不但包含有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并还因其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前期,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所由成长的历程及其遭遇;第二,批判经济学是把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及其反映的经济学说,作为研究批判对象,资本主义临到转形期必然加强帝国主义侵略,且必然以落后地带人民为牺牲的诸般经济定律,是批判经济学最生动最富有警惕性的内容,应用它来究明我们中国经济的实质,那是决不会陷在文化侵略意识所设的迷阵中的;最后第三,批判经济学澈头澈尾贯透着新论理学的神髓,新论理学对于社会事象的发展演变,特别强调质变,强调否定的契机。即是说,有了这种哲学精神的批判经济学,它随时会指点我们:一个社会的旧的基本生产诸关系未经过质变,未被否定,任何革新的或者有进步意义的经济技术条件的“输入”,都不易生起根来。

不过,批判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的研究,虽有上述这种种启迪作用,但并不是如一般人所想像的,我们知道了若干批判经济学的概括公式或术语就行了。机械的公式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对于中国经济认识的隔膜,并不比流俗经济学者有很大的距离。如其说,后者尚是行所无事的把中国经济当作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来处理,前者却引经据典的来说明我们已经是资本的商品经济社会。

批判经济学是比之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更高一级的东西,对于它的理解,特别是对于它在实际上的应用,是非经过更洗炼的消化不行的。

(2)经济史学

现代经济史学是在经济学成立之后许久才逐渐形成的,严格的讲,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经济学所引出或导来的。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经济,是比较发达的经济形态,我们是在这种经济方面研究出了许多规律,才探知以前社会的经济形态,亦有其规律;并还探知由前一社会经济形态过渡到其次一社会经济形态,亦有其规律。现在许多人尚不曾意识到,或者至少是尚不曾解说到,经济史学与广义经济学的区别。假使我不妨在这里顺便作一解释,则广义经济学所着重的是原理,是各别历史社会的经济规律,而经济史学所着重的则宁是史实及各别历史社会相续转变的经济规律。但在经济史学甫经成立,而广义经济学更还在研究的初期阶段的当中,我们只认定两者有密切的关系,而在这里,只认定它们都有助于落后社会的经济形态之研究就行了。至于单提经济史学,乃是因为它已经成功为一种较完整科学的缘故。

本来,批判经济学就是根据经济的历史观来暴露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的。其着重点在说明资本主义往何处去,而并不在究明其从何处来;我们对于过渡期的中国经济的研究,却又似乎特别要注意后者,并要注意其前一社会即封建社会的往何处去。在这种要求下,我们的研究一开始,似不能不借鉴或借助于经济史学:第一,经济史学由其历史必然发展阶段的提示,使我们得认知中国经济是处在何种历史发展过程中,它必然具有哪些根性;第二,它由其所论证了的一般历史规律,使我们得认知,处在我们这种发展状态或过程中的经济,该会受哪些规律所支配,即它该会向着怎样的必然途径开展;第三,它并还为我们说明:历史规律是如何没有历史现实表现得错杂而丰富,它向我们提供出了在同一经济基础上,在同一社会发达阶段上呈现着无限参差不同的经验事象的确证,它指点我们:任何一个社会经历由封建推移到资本的过渡阶段,都可因其当前所遭值的不同的社会条件,而不必有划一的按图索骥的方式,但它对于我们主观努力的最大“善意”,也只表示经历历史必然发展阶段的时期和苦痛可以缩减,却不允许超越,却不承认旧社会未经否定或扬弃,就可以轻易的让新社会实现出来。

这诸种提示,显然是研究中国这种经济形态的人,最先就得从一般经济史学中体验出来的;而他至少也必须先有了这诸般的体验,才不致把中国经济看成完全可以由自己的意向去矫造,去化装的东西。

(3)中国经济史

中国经济史无疑是由现代新兴经济史学所引出或导来的。它的研究历史还在幼稚期,但即使如此,近数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努力的结果,却已使我们对中国经济的认识,得到了不知多少便利。本来,我们晚近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最初很可以说是为了满足确定现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要求。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争,曾导来了中国社会史性质的论争。而在中国社会史性质论争的过程中,就借着一般经济史学之助,逐渐萌芽发育起来了中国经济史。

由中国社会经济史实与史的发展规律的研究,我们以前对于中国这种经济形态上许多想不到或者想不透的事象,现在都可以说明了。比如,有了资本社会外观的地主经济形态、雇佣劳动形态、商业资本形态,有了统制经济外观的各种官办事业的所谓国家经济形态,那对于中国经济的认识曾引起了不少的误解和障碍。自经我们在中国经济史研究过程中,依据一般经济史学所提示的诸种基本规律与概念,而确定那些在本质上都是中国封建经济的特殊性格的具体表现,或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影响或作用下的加强表现之后,以往中国经济本身所显示的一些叫人不易捉摸把握的幻象,都逐渐呈现出了本来面目。亦就因此之故,我们研究中国这种经济形态决不能忽视这尚在萌芽成长过程中的中国经济史所可能给予我们的直接间接的帮助。

以次再来说明我们所应采用的几种研究方法。

说对中国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研究所应依据的几种科学,事实上已暗示了,或者已限定了我们从事那种研究的方法论的基础,即是说,只有依据唯物辩证法才能把我们那种处在转变过程中的复杂的社会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弄个明白。因为唯物辩证法教导了我们一个最可靠的科学真理,就是不管所研究社会经济形态如何复杂如何具有引人入迷或发生错觉的表象,只要透过表象去看它的内部的联系,抓住它的本质,就有可能掌握它的来龙去脉或发展规律。在旧社会的封建生产关系没有根本改变的限内,资本主义的因素怎么也不能成育起来,只能变成奇形异状的东西;李鸿章的世系,只能发展成为蒋介石的四大家族。如其说李鸿章是初期的封建买办官僚资本的人格化,蒋介石就只能是大大发展了的封建买办官僚资本的人格化;他们彼此只能是或多或少地依属于帝国主义的附庸,而不能是其他。

可是,我们的买办官僚资本主义,尽管是建立在逐渐解体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尽管是靠着野蛮残酷的原始积累而取得其迅速膨大的营养,但其剥削榨取过程和集中过程,仍旧在封建生产关系范围来说明它,是做不通的。这是关系我们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应当安排在怎样一种体系中来研究的问题;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我们一个完整而科学的研究体系,但这个体系是不适用于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因为在封建社会,有关地租或租佃的生产关系,是说明全部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或基础,正如同利润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说明全部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或基础一样。可是,到现在为止,以地租或租佃的生产关系为出发点为中心的有关封建社会经济的经济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并且,就是建立起来了,也不能机械地应用它来说明中国现代的封建生产关系,因为我们现代的封建生产关系,毕竟已在解体过程中,毕竟只是作为原始积累的基础;大小封建地主、封建军阀,还不仅是大买办大官僚或四大家族的附庸,并还是帝国主义的爪牙。封建关系买办化了,买办资本活动也体现着封建剥削的特质。对于这样一种经济构成,该当怎样安排它的各种经济范畴的叙述次第呢?我觉得,透过各种带有资本主义外观的表象去把握它的本质,即是:大体依照资本主义的那个体系来分别论证它的那些经济范畴规律的非资本主义性质,由它的不是什么而确定其是什么。确定其相互间的依属关系和发展演变规律;虽然迂回一些,毕竟还算是可循的途径。但采用这样的体系,就需要借助于比较的全面的和发展的研究方法,才能把我们这种经济形态的特点特质及其特殊规律揭露出来。

(1)比较的研究法

这是普通一般在任何场合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但这里在运用上却赋予有比普通一般更深的意义。

对于中国经济的研究,或者,对于包含在中国经济中的各别形态的研究,我们为什么不直截了当的径行对它加以鉴定,加以说明,而必须绕一些圈子,先提出它的对极或反面或较进步的经济形态,释明之后,再论到它本身呢?对于这个问题简单的答复,当然说是为了说明的便利,但仔细考察起来,却又可以说是为了我们尚没有直截了当的来说明的便利。

为什么呢?(www.xing528.com)

我们知道:研究现实经济一般是要从思想材料出发,是要利用已有的经济原理或基本观念的。如其我们对于某种经济现实,尚没有确立起基本规律,或没有大家共认的基本原则可资依据,那只好自行另起炉灶,用借喻或比照的方法,来确立其本身的规律,从那些与它同时并存着或先行存在着的其他已有共认规律可循的经济形态讲起,把那看作是统计上资以比较的基期。比如说,苏联的经济形态,是一种反乎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我们如拿资本主义经济学上的任一基本概念或规律,如像货币、工资……的概念或其规律,去说明或范围苏联经济中的,使用同一名词所代表的具体形态,那是极其谬误的。但虽如此,我们要说明或确立苏联经济形态的基本概念或规律,却又必须,或者至少是最便于拿资本主义经济的类似概念或规律,来比较其差异。也许就因此故,晚近关于苏联的货币、信用、工资等等方面的研究,殆莫不是采用这种比较的方法。

如其说苏联经济是因为走在资本主义经济前面了,不能拿资本主义经济的原理规律说明它,中国经济倒是落在资本主义经济后面了,亦同样不能拿资本主义原理规律说明它。苏联经济因为自身的原理规律,尚在发现与阐明过程中,需要借助于资本主义经济原理规律来作比较的考察,中国经济亦因为广义经济学、经济史学尚未达到成熟境地,其可资证验的原理规律,尚须自行摸索,亦同样需要就资本主义的原理规律来作比较的观察。不但如此,苏联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在逐渐被否定被扬弃,而且尚未完全清除;中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在逐渐扩大其作用和影响,但同时又在不绝变质,把这两面的情形加入考虑,似乎把资本主义经济当作照观的比较的考察对象,又同样有其必要了。

(2)全面的研究法

全面的研究法,也如同上面述及的比较的研究法一样,它的运用,并不是停止在普通一般所直观理解那样,从全面来考察所研究的对象,即单纯打破孤立的看法。果其意义如此,那是用不着多所说明的。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来考察中国经济,并在整个中国经济中来分析各部门或各种形态的经济,仿佛我们经济论坛上的许多学者专家,也优为之,并且他们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确也在如此去做。但其研究讨论的结果,为什么总像是隔靴搔痒,摸不着中国经济的本质呢?比较主要的原因,也许就在他们只知道需要从全面的表象去理解局部的表象,而不知道表象后面的实质,还得同时采用上面所述的比较研究法,及后面待述及的发展研究法,去加以比证说明。

中国经济是随时在受着整个世界经济动态,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动态的影响,这一表现的命题,谁都无法反对,就是反过来说,世界经济同时也在直接间接受着中国经济变动的影响,那同样也无法反对。但要使这种表现方式,免除笼统、含糊和不着边际的毛病,或能切近的体现着实际的经济交互关系,那么,全面的研究方法,就不是叫我们去平面的考察事物,而是要我们深入那整个交互关系里面,去发现其各别发生差别影响的具体事象来。比如,就影响着中国经济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这方面来说罢,我们把它当作整个来看,一定要对它的周期恐慌律,不平衡发展律,自由到独占的必然趋势,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转化历程,开发殖民政策到封锁殖民政策的演变关节,有了明确的认识,才能理解其如何对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发生作用;同时,就我们遭受其影响或作用的中国经济本身来说,当作一个整体,它所由构成的各个部门或各种经济领域,会依其对国际资本的依赖程度不同,依其转入国际资本商品金融市场的范围不同,或者从另一个视野来看,依其所具传统社会基本组织的强固程度不同,它们资本化现代化的范围和程度,就颇不一样。显言之,同是在国际资本影响之下,流通部门所受的改变影响,就比生产部门来得厉害,而生产部门中工业领域所受的改变影响,就比农业领域来得厉害,而农业领域中的农业市场农业金融诸方面所受的改变影响,又比同一领域的土地所有使用诸方面来得厉害。

全面研究法不能把这些关键指明出来,则所讨论的“整个”世界经济,“整个”中国经济,它们之间的“整个”交互关系云云,就不过是一些模糊空洞的概念而已。

(3)发展的研究法

发展的研究法的采用,特别是依据上述诸种科学来研究中国经济的必然要求。我们前面在批判经济学,在经济史学,在中国经济史项下所讲明的一切,似乎都可用作我们采用这种研究法的说明。不过我在这里还得加述两点:

第一,研究现代中国经济,在科学系统的说明上,往往要求涉及过去传统封建经济因素,自难免有人会觉得那是超出了研究的范围,或者觉得那是研究中国经济史。不错,我们一再讲过,过去传统的经济因素,如其像欧洲的封建经济一样,已经明白的得到一个大家公认的结论,我们在论究最近阶段的经济情形时,就无需在这些方面多费唇舌了;又,如其在我们的现代经济形态中,传统的封建成分,已只占有一个不重要的残余的地位,那末,就是我们对于传统经济过于没有理解,亦不会怎样妨碍我们的研究。然而在事实上,我们传统经济不但在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中,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它本身的历史特质,还在大家龂龂争辩中。这在转形期的中国讲,正是中国社会性质论争,其所以不得不转化为中国社会史论争的关键;而就另一转形期的世界讲,也就是一般经济学其所以必然要与经济史学结合起来研究的症结。

第二,科学要求研究对象的单纯,是一个事实。而我们现在中国经济这个研究对象,无法过于单纯,也是一个事实。所谓单纯,是从同一性质社会基础,或同一社会生产关系出发的。一个社会的诸般经济事象,如其一元化到了最高程度,即如就资本制性质的社会基础或社会生产关系来说,如其过去封建的乃至更古旧的经济因素,都逐渐归于消灭,而未来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尚不曾脱却胚胎的阶段,则它这个社会普遍存在着的经济事象,哪怕发展得最充分,它们相互间的联系,哪怕表现得最复杂,但作为科学研究对象来看,却是单纯的,单一的,因为他们通是属于资本制的范畴。反之,如其一个社会,像中国在现代的这个社会一样,还是处在过渡时代,尽管它全社会的经济事象,比起上面所讲的那个一元化了的社会来,真不知要简单多少,但它那种经济事象里面,就不仅包括有以前各社会史时期,特别是封建社会时期的各种不同社会性质的因素,并且这诸种因素,还一直各别的,相互的,在作着排斥、抗拒,乃至苟合的活动。显言之,就是旧来的传统的经济成分在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所分解,同时,它们对资本制经济成分,又一直在行着种种的限制、抗拒或适应。我们必须在它们这种相互制约相互适应的过程中,去看出它的特质和动态。因此我们在必要的场合,溯源的探究到封建体制的特质,并不仅是作为更明确理解中国现代经济的一个准备性的研究步骤,实因它本身,就是我们所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构成成分。我们是要在这包含有浓厚封建成分,以致无法成就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中国经济的演变过程中,在其新旧倾轧与交互消长的当中,去发现其究竟表现了哪一些规律,哪一些显明的倾向。自鸦片战役以来,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程,是充满了坎坷、曲折与波动的,但虽如此,从全般演变历程上去看,仍不难发现它其所以形成今日这般景象,与最近将来会往何处去的诸基本历史动向。

如其需要把上面抽象述及的论点,以一个较具体的例证,联贯综合解说出来,那末,在抗战过程中,最惹人注意的商业资本,是可供参证的。商业资本自我扩大的倾向,似在以万钧之力,压缩了社会各方面对它所加的责难与限制,并反过来以“触手成金”的魔术,使一切接近它的其他社会经济活动,都部分的或全体的转变为它的活动。生产事业商业化了,银行事业商业化了,合作救济事业商业化了,一切官业,许多官厅,都在直接间接当作商业自我扩大倾向或定律的体现物;四方八面呼出的制裁打击商业,甚至激烈喊叫诛戮非法商人的号召,都变成了带有讥嘲性的绝望无力的尾声。学者专家们同一般无经济知识的常人一样,对于中国商业的这种魔力,表示毫无理解;他们与那般无经济知识的常人唯一不同的地方,也许就在装着像是知道罢了。要研究他们对这种经济现实无理解的第一个原因,或许就在他们把中国当前商业,与它存在的社会基础,与它以往的历史传统关联,割裂开来研究,而不知道我们这种不受生产过程羁勒约束,不服务于生产的商业形态,在战前,就已经用“搜集国内土产,统办全球制品”的买办性能,在社会各方面发生阻止现代化,阻止工业化的影响。而它对于官厅,对于公私信用机构,对于土地等等政治、经济诸方面发生的“同化”或腐蚀作用,正是其过去传统精神的扩大和延续。因此,单就当前商业现象本身作格物致知工夫,是愈格愈不能通的。亦就因此之故,把中国在封建体制下的特殊商业形态弄个明白,再看其带上买办标志以后的变化程度,它当前所以能显出如此大的魔力的真相,就不难理解了。由此我们知道,要澈底明确理解中国商业资本的性质及其作用,不但需要把它同资本社会的商业比照来看,还需要从它对全社会经济的关系,对以往历史传统的联系来看。这就是说,上述的三种研究方法,是需要联合采用的,研究商业资本如此,研究全中国经济,尤其是如此的。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版中译本,第37页。

[2]英国东印度贸易公司于一七八六年起,即尝试将英国各地棉织品运往中国销售,没有哪一次不受到损失,直到一八二七年才算找到一些门路,打下基础,有利可图。

[3]这里所谓以“最贱的价格购买和以最贵的价格出卖的权利”云云,乃指烟土产在印度,“每箱值银二百五十元,至广东则值银六百元,为利一倍”(参见三联版《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5页)。在鸦片战争发生前的一八三七年,英人由印度输入广东的鸦片,竟达四五万箱之巨。(同上第4页)

[4]《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版中译本,第95页。

[5]上述各项,参见《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98～600页。

[6]一八八〇年李鸿章在《请设南北洋电报片》,中,把他们这一伙人物从事洋务运动的真正目的透露出来了,他说:“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迹,而数万里海洋颁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见《李文忠公奏稿》卷三十八)

[7]《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版,第567～568页。

[8]《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版,第565～568页。

[9]《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页。

[10]直到解放战争快在大陆全部结束的一九五〇年,有的学者还高兴地引为骄傲地发现了中国也有马尔萨斯,并且中国马尔萨斯——清代的洪亮吉的有关人口理论的著作的发表,还比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一七九八年)早了5年,该是多么光荣啊!见罗尔纲撰《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见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

[1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2页。

[12]《列宁全集》卷二十,参见吕著《中国原始社会史》第86页。(此处所引系指吕振羽著《中国原始社会史》一书,耕耘出版社(上海)1933年初版。——编者注)

[13]指“四分之三世纪”。——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