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第三个研究阶段的两种基本对立见解

第三个研究阶段,即由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起到抗战结束后的若干年间,与前两个阶段的时期比较起来,宁是相当的长了。到刻下为止,主观上客观上便利我们这种研究的条件,确不算少了。如在主观条件方面,前两个阶段的研究成果,都可供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参证。在客观条件方面,战争愈向前发展,我们原有的一点新式产业基础,愈无法保持;同时,一向被我们沿海都市方面的作者专家视为已经资本主义化了的大后方,又无所掩遮的暴露出了它的实相。而万分苦恼着我们的落后诸经济活动,如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及土地资本的活动,更逼着我们不再能获有否认封建传统经济成分占着优势的口实。尤其不再能获有帝国主义不是中国人民的死敌的口实。现实把认识变单纯了。我们在战时没有在中国经济研究的论坛上,发现前两研究阶段那样全面针锋相对的论争,但论争还是继续着,只是论争的方式和人物有些不一样了。是的,战时不利于中国经济研究的诸种因素,显然在极有力的作用着。比如,战时的研究工作因为受人力物力及其他种种限制的关系,一般是难得展开的。我们知道,战前许多关于中国经济研究有相当历史的刊物,如《中国农村》、《中国经济》、《食货》等等,都相继停刊了。然而,中国的事,毕竟有许多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一般有研究价值的刊物或出版物,尽管因了战时的限制,无法继续支持,但在另一方面,却又像有丝毫不受战时人力物力限制的出版情形存在着:战时有关经济研究的刊物,直如雨后春笋般丛生起来。每个有关经济的机关,如银行、财政、合作、税务、专卖、工矿、水利、农林、商业,殆莫不有它们的代表刊物。那些刊物包括《财政评论》、《经济汇报》、《金融知识》等在内,都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共同特征,就是其中的有关中国财政经济的文字,不论是论述的,抑是提案的,一律在行所无事的把中国经济和现代其他先进国经济一视同仁的处理。在这一点上,他们比之前两研究阶段的那些托派分子,还要显得坚决而澈底,因为托派分子还只是龂龂争辩着说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而〕他们这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却干脆认为是不容置辩的事实了。是的,在前两个阶段,他们已经是这样做的,但当时的进步论坛没有触到他们,正如同他们没有触到进步论坛一样,彼此都有些隔膜。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完全无知,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者,也不习惯去理会他们所宗师的那一套没有一点历史观念的庸俗而反动的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说。不过,到了我们这里所指称的第三个研究阶段的抗战期间,情形有些异样了:在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乃至后来美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露骨表现,和我们抗战期间愈到后方,愈益显得无可掩饰的大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狼狈为奸的丑恶统治形态,已经使得论争中国社会是否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支配的社会的问题,变得没有意义了;同时在另一方面,前此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幌子来为中国大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乃至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托派分子,在革命与反革命的火热的实践斗争过程中,有的人已经由公开论坛取得了“政治资本”,相率到黑暗角落里去做文化特务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为了对抗日益壮大的革命势力,为了防止危险思想蔓延渗透和弥缝政治漏洞,急需加强思想斗争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只好自告奋勇了。但是,他们既没有习得托派分子那一套以马克思的词句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论点的本领,而当前破碎支离百孔千疮的政治经济局面,也确实叫他们找不出多少理由、多少证据来为这样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辩护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毕竟是有“教养”的,他们由“急需产出知慧”,大家不约而同的在前述那些官方刊物上,不从正面来宣扬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美点”,却从反面来论证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弱点,这一来,就不但可以遮羞和掩盖破绽百出的丑态,同时还可以借此抵制反帝反封建的立论依据。他们分别举述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好好痛快发展起来的理由,我从那些官方半官方刊物上搜集归纳一下,有以下半打:

(一)从自然观点来说明我国经济的先天缺憾,那就是一反一向“地大物博”的宣传,转到“地大而物不博”的谬论,说是现代经济所需要的铁、煤、石油等矿藏,我们都付缺如。这就不但是受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去了我们东北华北矿藏资源产地的影响,还中了“日本工业中国农业”宣传的毒,并还受了美帝国主义不乐意开发中国矿藏的骗。

(二)从技术观点来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那就是强调中国技术条件差,技术条件不够,以为非从这方面努力,就不足以克服重重的经济难关。这是李鸿章张之洞那些洋务派的传统见解,但到了抗战前后期间,尽管当权的丑恶统治阶级在用各种对内对外的政策措施来妨阻技术改进、工业发展,他们却行所无事地大搞其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并从美帝国主义那里请来各种技术考察团,表示中国所需的就是技术革新,并不是什么社会生产关系改革。不少的学者政客这样高谈阔论着。

(三)从资本观点来说明我国经济没有好好发展的原因,那是沿着技术观点考虑必然要引出来的结论。如其技术被理解为机器,机器就要被理解为资本,更进一步,资本再被理解为赋税、公债、外债。结果,说资本不够或缺乏,就是意味着更多的聚敛勒索,更多的出卖国家权益的对外借款。所以,各种国民收入理论,用之于民就无妨取之于民的赋税理论,外债能亡国亦能救国的理论……就或隐或显地在表示四大家族的欲壑该是如何没有限制!他们的利益的代言者,该是如何没有一点经济常识或者没有起码的一点羞恶心!

(四)从人口观点来说明我国社会贫困和动乱的必然,这比前三说是还要动听,还要投合面前对外对内战争频发的时景的。许多经济学者、社会学者、历史学者乃至自然科学者都对此发表了不少高论。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根据马尔萨斯的原理,表示当前的抗战内战以及由战争引起的饥饿死亡,正好是为了要借此消灭去多余或过剩的人口。有的学者甚至还从此发现了积极意义,即是人口如死一半,剩下的人口的生活就要提高一倍,多么“精确”的统计啊!^[10]

(五)从土地观点来说明我国经济必须改革的途径,这是抗战快要结束,特别是蒋王朝的统治快要结束的时候,从统治阶级内部发出的挽救危亡的呼声。自中山先生死后,他的平均地权,他的使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就被视为具文,有谁要强调这方面的问题,便认为是替共产党宣传。等到各种好话讲尽了,依上面那些买办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提出的药方和口实,都在铁的事实前面证明是无补时艰的谰言了,一部分国民党人乃至附庸国民党的民社党徒,最后甚至青年党徒,也侃侃而谈土地问题。他们共同的目的,由民社党的机关刊物《再生周刊》和盘托出了:“今天反抗者手头下的那张底牌,最大的点子,不过是‘土地革命’而已;予反抗者以反抗,发行土地债券;实行累进地价税,没收超额土地,使之‘国营或公营’,‘忍受小牺牲,偷对手的拳头’‘失了一些,总比统统失尽好’”。这是三位一体的政党的如意算盘,只可惜打得太迟了一点,“对手的拳头”没有“偷着”,还是“统统失尽”了。(www.xing528.com)

(六)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说明我国经济底革新之路。就在在朝诸政党也动员它们的代言者或机关刊物侈谈土地问题的当时,带几分天真傻气又还夹什一些狡诈成分的学者政客们,更进一步,要“来一个社会主义竞赛”了。一时提出了各种社会主义名色:“和平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改良社会主义”、“中庸社会主义”、“和平民主社会主义”,“自由民主社会主义”……到了一九四八年初,已经达到了社会主义声浪的最高潮,倡议的人,种种色色,记者、政论家、官僚、政客、军人,特别是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大学的九十九教授的时局宣言,又是南京四十七教授的改革宣言,又是一百教授的策进号召。倒真是时代进步“大家有些左倾”了,还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呢!

仔细剖析上面这半打高见,是今后社会经济思想史家要做的工作。我这里只须指出一点,就是它们都不过是在这一研究阶段,依不同具体情况,为维护封建买办官僚权益,为维护帝国主义权益,所作的一些辩解或自我嘲弄的谬论罢了。事实上,在这同一阶段,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和《中国国家经济学》,也无非就是揉什着这样一些观点写成的货色。然而谁都知道那都是有的放矢的。

一九三九年冬毛主席在延安发表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其中在“中国社会”部分,概括扼要地叙述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性质以及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而接着在“中国革命”部分,把百年来的革命运动过程,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及其动力,全面作了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在革命对象、任务和动力都明确了之后,才科学地确定了的,那是要“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11]。而在这里明确提出的中国革命性质及其双重任务的观点,到了一九四一年一月写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更加全面透辟地发展了。这两部经典性的论著,大大地教育鼓舞了革命干部和全国人民,祛除了大家对于革命前途、革命往何处去的疑难瞻顾的情绪,明确了方向,增加了信心。特别是叫那些憎恨蒋王朝统治,有些向往革命,但却又惧怕自亡没有前途的民族工商业者,在思想上找到了出路。和这种正面的宣传教育相配合,给统治阶级假面目全面澈底揭露的《中国四大家族》的一类论著的出现,就使得蒋介石的四大家族的王朝,有从各方面动员思想界来掩饰缺点破绽,转移视线,淆惑听闻的必要。什么讲法都可以,甚至强调土地问题,直至强调“社会主义”也在所不惜,只要箭头不针对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封建地主买办官僚和他们的主子美帝国主义。——这就是上面那半打中国社会经济观被先后提出的内情。

这个研究阶段的两条战线,不是像前两阶段那样,针锋相对地,集中地出现在一个论坛上;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尖锐化,特别是革命势力的发展,已不容许过于露骨的反对的理论在官方统治的论坛上自由发表。但尽管如此,在全国范围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却是非常激越,壁垒非常分明,并和前两阶段的论争紧密联接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