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阶段一：两种基本对立的观点

第一个研究阶段所指的是由大革命之前到“九一八”事变之后数年间,即由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二年。

这个期间何以特别会引起对于中国社会经济性质研究的要求呢?我们回顾一下大革命前后中国政治上的激剧变动和社会各阶级势力的消长变化,就不难想见当时思想界自“五四”运动以来就完全失去了传统平衡的震荡情况。在民主与科学运动的高潮中,在反帝国主义、反卖国的买办官僚、反封建礼教道德的革新气氛中,以马克思主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接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一度发展而增大起来的工人阶级队伍,很快就在京汉铁道大罢工等运动中,表现了他们的组织力量;接着,在中国共产党协助下,中国国民党改组了;一九二四年在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确定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耕者有其田等政纲,并还通过了全面触及中国社会本质的宣言;改组了的中国国民党的这一些革命措施及其在宣言中表现的理论根据,很快就受到了国民党右派及最下流无耻的国家主义派的猛烈攻击。所以,毛主席在北伐那年即一九二六年写出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把中国的反革命派及其代言人的阶级本质和面貌,作了非常确切的描述:“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9]毛主席在这篇论著中,还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其他各阶级及其政治倾向,中国社会的构成及其本质。在一九二七年毛主席又对党中央提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个报告,更把他前一年度那篇科学分析,从实践上得到了光辉的检证。这两篇论著在当时是没有传开的,但透过党的教育,透过党的政策的宣传,一直在作为此后对抗反革命的思想斗争的有力的指导原则。

国民革命势力伸展到武汉南京以后,由于反革命的蒋介石党羽的叛变,宁汉分裂,局势大变;革命遭受挫折,必然导来从理论检讨实践归宿的要求,这个要求,无疑是由中国共产党检讨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但在前此北伐过程中,在“五四”运动展开过程中,依学术思想解放所接触到的虽然是有限得很的新兴社会科学知识,却显然大有助于那种要求的实现。于是,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被提出了,中国经济研究的问题被提出了;集中在《新思潮读书杂志》等刊物上的许多有关中国经济的论文,如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将来》,潘东周的《中国经济的性质》,以及主要由批判王、潘而引出的严灵峰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任曙的《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乃至主要由批判严、任而发表的刘梦云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伯虎的《中国经济的性质》,刘镜园的《评两本中国经济的著作》和《中国经济的分析及其前途之预测》……差不多都是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这几年中发刊的。它们的中心论点在探讨中国经济具有何种性质。王、潘都主张“中国经济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的封建经济”,认为“在中国经济中占优势的,占主要地位的,是半封建经济”,而“所谓中国资本主义,所谓中国民族工业,仍处在资本主义初期轻工业的阶段”。这个讲法,当然对帝国主义及他们的附庸——大地主阶级大买办资产阶级没有光彩,或者很为不利,而前述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那一套辩护的理论,又太落后庸俗下流,不足以在进步的论坛上发生淆惑视听的作用,于是,中国的托派分子就起而援引马克思的个别辞句,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硬说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要对资本家革命。这一来,帝国主义也好,大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也好,就不是我们的革命对象了。这是王、潘的意见很快就引起托派分子严、任等反对的根本原因。严、任认定中国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作为其理论前提的论点,是把小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一同看待,是把外人在华资本与中国民族资本一同看待;既然中国人的小企业,外国人的大企业,“仅仅存在数量的差别,而没有质量上的差别,两者都是代表资本主义的势力……”(严);“既然在中国境内的华洋两种资本主义,是当作统一中国经济看待的,那么,帝国主义在华的银行、工厂、商店、矿山、轮船及铁道资本等,再加上土著资本主义银行、工厂、商店、矿山、轮船、铁道等,就足以压倒封建经济,而支配全国生活”(任),所以,“中国已达到了革命前俄国的经济基础”。刘镜园尽管大体上站在严、任同一的立场,但却觉得把中国经济遽以资本主义经济目之,似乎过火了一点,于是打一折扣,提出“落后资本主义”的名目来。中国经济性质的论争,虽不曾到此终结,但显然在这里告了一段落,即结束了我之所谓第一个研究阶段。(www.xing528.com)

在这一个阶段研究的最大收获,就社会实践上讲,已把革命的与反革命的政治目的,明白显露出来了。而在理论上讲,则与其说是解决了问题,毋宁说是提出了问题,探究中国经济的性质,这已经可以说是科学研究的起点。我们今日把那时有关中国经济的论文翻读一遍,无疑会发现出许多肤浅而不着边际的议论,就是当时提出了迄今还视为相当健全的命题的所谓新思潮派(何干之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一书中称王学文等为新思潮派)所强调的“中国经济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的封建经济”云云,那同我们今日大家大体一致首肯的“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经济”,虽只不过是文字表现上略有区别。可是,站在理论研究的立场上,我在此着意的,毋宁是他们研究出他们那种命题,或支持他们的论点,所采取的方法。不论是他们抑是他们的反对者,都似乎只在“资本主义”、“民族资本”、“半殖民地”及“封建经济”一类名词上反复作注脚式的说明,分别摭拾一些中国经济上的表象,拿来与名词相比合。结局,大家彼此虽在要求研究中国经济的本质,而从他们的种种论断中显出来的,却不过是那种本质的极暧昧、极闪烁不定的片断;并且,他们的考察,还大体是局限在都市产业方面:或从消极观点,断定其尚是封建经济占优势的资本主义初期阶段;或从积极观点,断定其已发展扩大到支配全经济生活的资本主义阶段。至若作为都市产业依存基础的广大农村经济,是不大为他们所注意的,因为他们用以诠释中国经济性质的方法,还不允许他们把研究拓展深入到这个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