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经济下买办官僚资本的形成与资本主义侵入

在十八世纪乃至十九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已因在比较长期安全局面下逐渐扩大的流通范围和逐渐增多的工场手工业,而显得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有生机。但我们地主型封建社会经济的运动规律照例是到了农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流通经济显得有些活跃,就要因贵族官僚地主阶级的豪华浪费,加强聚敛榨取,再配合高利贷活动、土地吞并活动,而使黎民穷困,生产破坏,造成天下大乱的后果。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前后,中国那个暴虐而顽固腐败的清帝国统治,正好在从各方面加速制造它的没落的结局,但资本主义的侵入,把它的复亡过程弄得十分复杂了。

十九世纪上半期,是资本主义在西欧各国迅速发展的时期。当时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好在向世界一切落后地域遂行它们的输出资本主义“文明”的使命。“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良,交通工具的飞跃进步,资产阶级终于将所有一切以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文明的漩涡了,它那种商品的低廉价格,便是它用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并使极端排外的顽固野蛮人驯服的重炮。它强迫所有的民族在灭亡的恐怖下采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强迫所有的民族都施行所谓文明制度。”^[1]远在十八世纪末期,对于中国这个封建帝国的大城堡,英国就曾带头用它的廉价商品,特别是纺织品作为大炮来做那种摧毁工作。但由于清帝国在政治上采取了严格限制的对外贸易政策,把贸易地点限定在广州,使贸易经营业务,假手于当时设在广州的十三行,禁止自由通商,禁止“夷商来至内地”,禁止“夷人与汉人交通”,这一切作法,已经使廉价商品不大能发生重炮作用。加以中国工农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并且非常节约的经济状态,更使“夷商”没有活动的余地,因此,英国试图用棉织品突破封锁的长期努力,都证明是得不偿失的^[2]。英国资产阶级对于遂行他们的历史的文明使命,是抱有极大决心的。当他们发现规规矩矩地贩运棉织品不能得手的时候,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就大力加强他们偷偷摸摸地非法贩运鸦片烟的活动,结果很快就证明那是一举数得的大好买卖。无论什么严密的关卡,用贿赂就可保护通行;无论怎样顽固排外的达官贵人,一接触到鸦片,便从他们思想上撤除了“夷夏之防”,尤其是无论怎样勤俭的老百姓,一旦变成了瘾君子,连倾家荡产也无所顾惜。鸦片在通都大邑、穷乡僻壤不胫而走,结果就是“黑的进”、“白的出”,造成白银滚滚外流,招致财政金融的窘迫与混乱,造成人民生产与生活的威胁。这使清帝国的基础发生根本动摇,以致如马克思所说的“……这个帝国终究为时势所迫,不得不进行拼死的决斗,在这个决斗中,旧世界的代表以道德思想来鼓舞勉励自己,而最新社会的代表,却争取那种以最贱的价格购买和以最贵的价格出卖的权利^[3],这是一场多么悲惨的情景啊!”^[4]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是所谓欧洲资本主义的文明和中国封建的野蛮第一次的搏斗。这次搏斗不仅证明了资本主义的重炮的作用,同时也证明了资本主义的鸦片的效果。中国在这次战役中的失败,宁当看为是欧洲资本主义对中国封建主义的开始胜利,同时也正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开端。

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所规定的割地、赔款、开辟通商口岸等等条款,为此后一序列的丧权辱国条约提供了一个先例。到了由中日战争导来的《马关条约》(一八九五年),由庚子之役导来的《辛丑和约》(一九〇一年)的签订和实行,中国已差不多大体完成了它的半殖民地化的过程,而其具体事实则表现在以次诸方面:

(一)由一序列的侵略中国的战役,帝国主义各国抢夺去了中国许多属国和领土,勒索去了大宗赔款;依种种借口和种种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驻扎海陆军军权,并把全中国割分为它们的势力范围。

(二)帝国主义者根据条约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辖的租界。它们控制了中国的海关与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海上、陆上、空中、内河)的交通事业,因此,它们便能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其需要。

(三)帝国主义者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一部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与廉价劳动力,并以此与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竞争。

(四)帝国主义者通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和在中国开设的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财政,扼住了中国经济的命脉和咽喉。(www.xing528.com)

(五)帝国主义者由中国的通商都市直到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

(六)为了帮助中国卖身投靠的统治者来镇压中国人民,帝国主义者曾经供给中国政府以大量的军火与大批的军事顾问,为了麻醉中国人民并使中国知识分子对它服务,帝国主义者便以传教,办学校,办报纸和通讯社以及吸引留学生等方式来实行其文化侵略政策^[5]。

就在上面述及的这个大变化过程中,我们农村原来的面貌,显然是要改观的。为了服务于帝国主义,许多单纯提供到市场的经济作物,如棉花、烟草、甘蔗、大麻、茶叶等等相率成为耕作对象了,食粮也因都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商业高利贷业的深入活动,而有更多更大的比重,参加到流通过程中去;同时,原来和农业紧密结合着的家庭工业手工业,则在帝国主义商品的侵袭下,或者完全解体破产或者游离汇集到都市附近地区,成为附丽于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的厂外组成部分。这一切说明了农村自然经济的深刻变动,它的封建生产关系当然是无法维持原状的。

但在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决不是要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恰好相反,它是要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乃至殖民地。所以,它虽然在把中国变成原料和劳动力供给地,变成制品推销场所当中,连带把新的交通工具,新的金融机构,新的资本主义经营企业的方法输进来了,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促进提供了一定的刺激诱导作用;可是,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就是意味着它们在中国的制造品市场的丧失,就是意味着它们取得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原料的特殊权益的丧失,这是和它们作为帝国主义国家,需要输出商品,更需要输出资本的要求相抵触的,也是和它们要在中国取得交通金融控制权及工矿经营采掘权的目的相抵触的。因此,在帝国主义势力支配下的中国工业就在发展过程上采行了一个非常不正常的途径。由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到中日战争结束的几十年间,由官僚买办借用外资外力兴办了一些便于血腥镇压人民反抗的军需工业,如一八六二年由李鸿章设立的“上海制炮局”,一八六五年将“上海制炮局”扩建为制造枪炮火药子弹的“江南制造总局”,一八六六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设立制造军舰的“船政局”,翌年李鸿章又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局等等;由于制造军火需要煤炭,一八七六年李鸿章就在开平试办煤矿,设立“开平矿务局”;就是在一八七二年成立的有关航运的“招商局”,原来无非是为了运煤,为了军运和漕运,至若一八八一年在天津成立的电信总局,其用途显然不在便利商工业而在适应对内对外的军事需要^[6]。而号称中国新式纺织业开山祖的“甘肃织呢总局”,那是左宗棠于一八七六年设立的,所有在这个时期由官僚创办的各种工矿交通事业,无论是用“图强”的名义,还是“挽回利权”的名义,都显然是为帝国主义所容许和支持的;也不论是失败了,还是成功了,都显然大有助于买办官僚资本的积累。一笔借款的成功,一种事业的创办,对经理其事的买办官僚来说,都是发财致富的大好机会;应该说,那个时期的各种洋务的创办和经营过程,就是中国买办官僚资本的形成过程,也就是那种形态的资本结托依附帝国主义的过程。

但中国的民族资本经营,却都是在和帝国主义竞争并利用帝国主义列强相互火并的场合成长起来的。由签订《马关条约》的一八九五年到世界大战结束的一九一八年,可以说是中国民族资本相当活跃的一个时期。《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条款,不仅包括割地偿金,断送内河航行权,并允许“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结局在有例可援和利益均沾的口实下,日人以外的其他外国商人,再也用不着冒用华商名义,而径自在中国开设工厂,并进而开采矿藏了。由是外资像洪水似地流入中国,继日本之后,英法美各国都分别在中国开纺织、面粉、火柴等工厂,它们的高额利润,和利权外溢的刺激,激发了民族商工业者集资创办纺织工厂及其他各种轻工业的热望,而由“图强”蒙受到中日战争及八国联军之役的惨败教训的清政府,也回过头来讲求“致富”了,对于所营事业采取种种奖励措施了。所以,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许多帝国主义国家松弛了对于中国民族资本的压力的时候,以纺织业为主的中国民营工业就迅速成长起来。可是,世界大战甫告结束,帝国主义列强就竞相把中国当作它们恢复元气,取得滋养的角逐场所,它们享受各种特权和拥有雄厚资力的竞争力量,是中国新生而脆弱的民族资本所斗争不过的。而在中日战后通过买空卖空的金融活动(一八九七年中国第一个银行即中国通商银行开始设立),通过借用外资修筑铁道等假公济私勾当所增大的买办官僚资本,都在直接间接造成不利于民族资本发展的影响。至若帝国主义列强在其所属势力范围内勾结并扶植地方封建势力,导演军阀混战,对于新兴民族资本所发生的妨碍和破坏作用,那又是带有根本性质的。

然而,中国大买办官僚封建势力结托帝国主义,毒害民生,阻碍民族资本发展,是到了下一历史阶段才做到无所不为的穷凶极恶田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