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思想及其实践意义

在前面,我们已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正体,作了一个轮廓的描述,要说明中国经济学界为何充满了这个学派的思想的实际情形,似乎只要读者自己去做一点对照工夫就行,不用多所词费。比如,涉猎一下各大书局出版的关于经济学部分的大学教本,我可保证90%是依据美国各大学的经济学教本抄述过来的,就其“取法乎上者”而言,亦不过是把卡斐(Carver)、道希格(Taussig)、依里(Ely)及塞利格曼(Seligman)一流经济学者的教材作为蓝本,下焉者更不必说了。但我不想这样零碎枝节的分别指出哪些书哪些见解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传扬品,只须指明一个比较有概括性的测验准则就行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最基本命题,是建立在超历史的观点上,不论是学校教本,抑是普通出版物上有关经济的理论或见解,只要它们忽略了所研究对象的社会性质,如论商品,论货币,论资本,论价值及工资,乃至论生产消费诸经济形态,都不涉及其因以形成的特定社会基础,而一味抽象演绎下去,那一见就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产物。这一类的作品或高见,我们实在是厌见饫闻了。

我们论述到这里,很容易“感慨系之”的忆及一位德国经济学者的话,他在十九世纪中叶曾这样指责当时的德国经济学界:“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或教授,无不醉心于世界主义学派,而视一切保护税为‘学理之疣’(Theoretical abomination)。彼辈有英国利益以助之,故无往而不胜利。尤可痛者,英国内阁善利用金钱势力,拑制海外舆论,苟于其商业有济,则挥金如土,从未有所吝惜,大队通讯员、领袖著作家……漫游各地,专从事攻击德国工业家要求实施保护税之‘无理’的‘愿望’……时流学说与德国学者之意见,既皆倾向于彼辈,以故为英国利益辩护者之工作,尤易易也。”(见王译李斯特著《国家经济学》)这段话已历一个世纪,但我们今日讲读起来,似犹有新的意义。不过,李斯特所指责的,是英国当时利用以阻害德国经济改造的世界主义学派,即英国经济学派的理论,而我们在此不惮陈述的,则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以阻害中国经济改造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而且,在事实上,德国当时所受阻害,尚只限于保护关税的实施,而在中国,其毒害所及,并不止于保护关税一项,整个社会经济的变革,现代化的进程,皆由此直接间接遭受了妨阻。

自然,以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我们已经讲到了,商品和商品意识(即经济学)的输入及其流布,是无法完全自主的,但同时也得承认我们在这些方面,我们仍有自主与自动的可能运用范围的存在。外国经济顾问,外国经济专家,帮助中国经济“复兴”的计划或提案,不会把中国经济“复兴”的障碍,归因于帝国主义政策,这无疑是极其自然的。但许多强调“中国经济改造”的“权威”著作,也依照外国学者的浮面逻辑,不肯提论到帝国主义政策,即使近十余年来,指斥帝国主义政策的议论渐渐多了,但大半又只限于肤浅的感应,仍不肯继续探究到帝国主义政策作用下的中国经济,该是如何不宜于应用帝国主义者处理其经济问题所依据的经济学理,及其所定的单方。结局,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问题被提论到学术论坛以来,中国经济学界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独占的局面,在一般社会论坛上,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动摇,但几乎在全部的大学讲坛上,在最有政治权势的经济研究机关里面,依旧满布着超历史的形而上学的经济理论,即使是对于摆在我们面前要我们去正视的经济问题,它们最一般的仍是用常识的技术的观点去处理。站在学术的立场上,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说,无疑是我们应当研究的部门之一。但如其我们知道它是晚近资本主义各国为了稳定其金融统治或世界统治所促成或育成的辩护经济理论体系,我们对于这种学说的研究,就得采取批判的立场,借以确知各国的整个经济动向,特别是认识它们对于落后地带所推行的经济政策。万不能“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的由那种经济学说的意识中,去定立中国经济的改造方案。(www.xing528.com)

然而不幸的是:晚近以来,作为中国经济设施之立案者或发言者的中国经济学界,例皆不问中国社会已有的经济基础,不问所有的设计,应用起来,是否为中国社会已有的经济条件所要求或允许。他们很直观的,把构成中国总经济形态的商品、价值、利润、工资、货币、资本诸基本范畴,与他们从经济学教本中,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所习得的同名目的诸基本概念,看为同一的东西,迨其所定立的方案在实行上遇到障碍,他们再回过头来叹说中国社会的技术条件不够,而迄未反省到他们的计划或立案,根本就未顾及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社会的技术水准。过去是如此,现在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