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历程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也传播到中国了,并且已像生起根来。中国还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我们也需要这种经济学呢?上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传播到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理由,是否也对中国适用呢?本文的论点,原在说明奥地利学派传到中国的实情,而在前节其所以要特别提论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之向世界各国传播,其目的也就是想借此说明它传入中国的经过。

现代资本主义的各种意识,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商品陆续输入的。商品的输入,特别与商品意识(经济学)的输入,原有极密切的关联。一个国家,它对商品的输入,是由于自动,它对商品意识的输入,始能自主;反之,它对商品的输入,不是由于自动,而是由于输入者的强制,则商品意识的输入,就不是由于它自愿或自主,而是由于商品强制输入者,把商品意识的输入,当作商品输入的一个助成的手段。在这种情形下,商品对被输入国最可能是有害的,商品意识或经济学对被输入国亦最可能是有害的。

不错,二十世纪开始以来,我们对于商品意识的输入,正适应着我们对于商品的输入,已经有自行选择的可能了,但这种可能,在商品意识上或在经济学上所受到的限制,比在商品上所受到的限制还大得多。我们尽管每年派出大批的国外留学者,其中有不少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自动的去输入我们自己所需要的经济科学,但这种工作,首先,就受到了我们社会一般知识水准的阻碍,在外国,许多经济理论,尽管已由实际的经验与应用,变成了一般人的常识,在我们,却需要大费气力去学习。

其次,我们由外国输入的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在我们自己尚未造成资本主义的经济条件,对于那种经济学的研究,就不但会增加认识理解上的困难,同时其所研究的法则,是否正确,是否应验,亦无从对照现实,予以确定。(www.xing528.com)

再其次,资本主义发展到二十世纪,帝国主义文化政策的执行,愈成为必要,在过去,各先进国家尚夸称它们对于落后地带的经济与文化负有开发传播的使命。一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它们对于落后地带的工业开发,已经一般的有所踌躇,已经分别采行了“保留”或“带住”落后地带之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制的策略了;在配合这种策略的要求下,它们对于最有基本性的政治经济学的“输出”,就不能不采行远较它们在自由放任主义时代为严格的限制了。其实,关于这点,与其说它们是在“输出”上用工夫,就宁不如说它们是在被输入地带的“输入”上用工夫,它们在诸落后地带,是确实拥有这种特权的。

然而,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还是问题的一个侧面,还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所以便于输入的理由。事实上,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学界,如我们前面所说都是充满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气氛的。由一般社会论坛到大学讲坛,乃至由政府及私人设置的各种经济研究机关,差不多直接间接都是由这所谓主观主义经济学说在发生领导作用。愈到晚近,这种倾向亦愈为明显。在这种情势下,资本主义各国向世界落后地带传扬介绍的经济学理,即使再没有帝国主义的打算,亦是会很自然的把它正在宣扬、正在奉行的理论,和盘托出来。而它们这样做,倒反而会显出这正是它们的“无私”和“正直”。而在诸落后地带,特别如在我们中国,不论是自己派人到国外去研究,抑是由外国请人来帮同研究,自己既没有选择的权能,复没有证验的社会条件,当然一切只有出自“顺受”。而况,我们前面已经述过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本身所具有的诸种传播性的特征,有许多是特别宜于向落后国家的研究者传授的,比如,常识化的现象因果论,就最容易为幼稚的和科学研究水准较低的头脑所接受。他们所强调的消费论、欲望论、时差利息利润论,以及根据市场上诸般经济表象所“做作”的各种表式和数字的说明,尽管是似是而非的,但在经济学的初学者或经济科学根底不深的人看来,却是最合口味的。经济学常识化的这种倾向,又导出了同派在传播中必然会形成的另一个特征,那就是把工商业上企业经营法,市情的报道,供需变动图解,以及在经济理论上,只占着辅助的、副次的和极边部分的经济技术知识,认为是经济学本体,这一点,也是对于经济学研究者极当警戒的,而我们的一部分经济学者,却显然犯了这个毛病。此外,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还有一个与常识化技术化表面上相反但实际上却是相因的特征,一个最有基本性的特征。或者是说中国经济学研究者因此中毒最深而为害最烈的一点,就是把经济学看为玄学,看为形而上的纯理论之学。也许因为是奥地利学派一方把经济学当作形而上学来处理,他们为了要在现实上取得存在的依据,乃不能不乞灵于技术和常识;也许还因为是他们把经济学直截了当的看为抽象的演绎的学问,一种没有历史性的学问,他们就更易于为经济的常识和技术所驱使。但不论如何,经济学的常识化、技术化,同时又玄学化,对于中国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尽管是多重的蒙混和翳障,但他们却像很不免矛盾的分类的方法,将其调和起来,以常识化技术化的部分,是实用经济学,而玄学化的部分则是纯理经济学,前者是容易理解的,一学即得,后者是根本不易理解的,只要模糊理解就行。总之,这三者,都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本身容易在中国经济学界“繁殖”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