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全球的传播

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化,可以说是对于经济学本身的否定。但二十世纪的经济学界,却竟像是很自然的把这种否定其本身存在的这种形而上的经济〔学〕看作是经济学一般。简言之,就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及其变种或亚种,却满布于各国经济学界(除了晚近苏联以外)。这事实,在其德国的信奉者沈伯达(Schumpeter)曾这样傲慢的夸称着:“最近在各国唯一可以并应当得到一般承认的经济学,就是限界效用说,最近所有的理论经济学的著作,有十分之九,是在心理学派的思想圈里绕着。”如其我们觉得它的拥护者的说法,难免失之夸张,再看它在美国方面的反对者,费伯伦(Veblen)的议论吧。费氏指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及其诸变种说:“这类经济学诱人入形而上学,它将来无疑的还要繁盛,但对于实际问题的解释,它还不曾做,而且也不能做。”像这样不能说明经济现实问题的经济学,“为什么已经如此繁盛”,而“将来还要繁盛”呢?我们需要在这里说明它的原由。

首先,我们应当指出:奥地利学派的整个经济学,是从自然的观点出发。凡属从自然观点出发的学说,很容易给人以不易颠扑的印象。比如马尔萨斯(Malthus)的人口论,就是把人类最无可否认的两个要求:食欲与性欲,作为它的出发点。在当时〔及〕以后许久,人口论其所以那样被人称扬,那样淆惑人的视听,这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但科学的真理,并不是在解说自明的事实。愈是自明的事实,愈不需要科学。奥地利学派强调的消费欲望,尽管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但经济科学实在用不着费篇幅来讲解它,并讲解人们在满足消费欲望时的心理状态。经济科学所需说明的,宁是满足消费欲望的物质条件,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充分得到,有些人却不能够,和在它们之间的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奥地利学派极力回避这种说明,且借着强调无需解说的事体来作为回避应当解说的事体的手段。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向各国传扬的第二个原由,就是它的全部学说内容,原本就渗杂进了已经被古典学派安置在极坚固基础上的诸般经济原理。如自由竞争,需要与供给,以及利润等经济形态的运动法则,它都局部的迂回的甚至最机诈的,用不同的方式,收编进来,特别是作为它“全部学说之锁钥”的主观价值论的理论形式,直到今日,还不曾被人发现,那正好是对它反对最烈的古典学派之劳动价值学说之理论方式的变相抄袭。最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古典学派把价值与价格的区别,理解为本质与现象的区别,并认定后者的变动,是以前者为中心,奥地利学派所强调的限界效用价值与限界价值间的关系,正是以此为摹本,而由是取得科学的外观。此外,如古典学派把商品生产所费的劳动看为其价值的来源,把它的效用或使用价值看为它取得交换价值的条件,套这个公式,奥地利学派却把商品满足吾人欲望时的效用看为其价值的来源,而把它的稀少性,看为它取得交换价值的条件。还有,古典学派所阐述的商品价值中,包含有资本价值以上的剩余价值,奥地利学派学者则强调生产财货的价值,每小于其生产物的价值。这一切,已够表现奥地利派学者的“抄袭”“技术”。但经济科学的可贵,并不是在它的逻辑程序,而是在应用逻辑程序所表现的正确事实。

如其说奥地利学派盛行的第二个原因,是它变相抄袭了科学的研究形式,则第三个原因,就是在另一方面,把许多可以直接诉之于常识的肤浅见解,都吸收来充实它那研究形式的内容。比如,作为其研究起点的消费欲望,特别是关于欲望种类及其满足程度的说明,简直是常识以下的东西。至于用观念上的时间差所引起的价值差,即以现在财货对将来财货有较大价值的“大发现”,来解释资本利息及利润的来源,来解释劳动者之工资应少得的原因,那却不仅是依据常识,同时又是“制造常识”。他如前面所说的第一级财、第二级财、第三级财,乃至无限级财的价值,都是以它前一级财的限界效用决定,而逆推至第一级财的价值,则是由该第一级财对其消费者在满足欲望时所直感出的重要程度来决定云云,那虽然在一般常识中也找不出来,却很显然要借常识去理解,稍有科学训练的人,就极容易把这些看成无从分析的呓语了。最后,如像我们前面还不曾提及,但奥地利学派信奉者,已早目为极关重要之理论关节的“代替财”、“补充财”一类术语,殆莫不是从极一般的常识中引导出来。(www.xing528.com)

奥地利学派是强调纯粹经济理论的。为了补充这种常识化的缺点,他们有意无意的把他们的理论与数学结合起来,借数学的一般性与不可动摇的科学性,使自己七颠八倒的经济学说,得到有力的支持。这很可以说是这个学派向世界传扬或展开的第四个理由。事实上,被算作奥地利学派前驱的诸学者,如法国的库尔诺(Cournot)、瑞士的瓦拉斯(Walras)、英国的杰芬斯(Jevons)及德国的高森(Gössen)等等,原都是把数学的解析方式,作为其研究的最基本方法。而此后接受了奥地利学派诸基本命题的马夏尔,其在德国的支持者里夫曼(R．Liefmann)及沈伯达,特别是所谓在美国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如克拉克(Clark)、卡斐(Carver)、斐雪尔(Fisher)之流,殆莫不是应用数学的解析方式,来说明经济事象。甚至在价值论上极力非难奥地利学派的卡塞尔(Cassel),他在研究方法上,却更有数学的倾向。这种经济学之数理研究的作风,一方面使奥地利经济学说更容易传播,同时,也因为奥地利学派的所谓纯理的而同时又是表象的研究,更适于采用数学的方法。数学方法,原是可以应用而且应当应用的,但它被用来解释经济现象,却有一个限度。对于已经由其他方法论证出的经济运动法则,再借数字或数理的解析,予以更明确的说明,那是被容许的。但如一开始就诉之于数学的诸般概念,并非把一切的经济命题,分别拘束在一些解析方程式中,其结局,便是以经济现象去迁就数学方式,而非以数学方式来解明经济现象。在这场合,数学方法排除它以外的其他一切研究方法的应用。

然而,所有上面所提出的四个促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向世界传播的理由,只有在我们现在所要提到的这最后一个理由存在的条件下,始能取得现实的意义,这个理由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到了十九世纪最后数十年乃至二十世纪初,已经把它的内在矛盾及其不可避免的命运,给批判经济理论,曝露得毫无躲闪余地了。为了对抗这经济意识上的“危机”,奥地利学派便以“卫道”的义侠武士的装束表演出来。由古典学派至批判学派所一脉相承的客观主义,都在逼着人去正视现实,去抉发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奥地利学派既是负有“特殊”的使命,自不能不从相反的立场,采取主观主义的研究方法。经济学之观念的形而上学化,不能解释实际经济问题,虽然站在资本家立场的人,间尝也发出不满的议论,但在大体上,资本家的世界,特别是完全脱离生产领域,而一味在从事享乐的金融资本家的世界,毋宁是特别欢迎之一种“消费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向世界不胫而走的最基本原因就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