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面分别论到的几个前提认识,已经显示出了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鹄的何在。在大体上,那亦有三点可言:
第一,就是要由经济学的研究,确定我们对于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认识,和作为我们从事社会活动的实际指导。我们知道:当作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物质生活过程即经济过程,是现实社会的基础,所以,无论从事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抑是从事任何实际社会活动,都有通过经济学,而了解此种现实社会基础之必要。波格达洛夫(Bogdanov)讲过这样的一段话:“不论是就历史全般通体而论,或就社会意义的发展而论,不论是研究外交问题或宗教问题,都不能不顾及社会之经济的纽带(社会之基础的构造),并不能不借用经济学的结论,所以经济学实可看为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基础。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使命,无异物理学和化学在一切有机过程和无机过程中研究的使命,不知道物理学和化学的结论的植物学者、动物学者、天文学者和农业学者,等于解除武装的兵士;同样,社会学者、历史家及法律家,如果没有经济学的认识,就要同他们处在同一的境地。此外,想在社会斗争和社会事业方面活动的人,如果不知道经济学,也要和没有武装的士兵一样。”[4]在今日,经济事业日趋复杂,人对自然,人对人的各种社会斗争方式,却直接间接介入经济的因果关联,而把我们每个人牵涉在里面,我们即不作社会科学研究,不从事何等社会事业,在日常平淡生活上,亦就无形要受着各种经济法则的支配。在这种意义上,经济学的研究,或对于经济知识的获得,就不限定是某一部分人的要求了。
第二,就是要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澈底了解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法则,由是确定资本主义的必然归趋,并对它在此必然归趋的演变过程中,所表露的破绽、矛盾、冲突以及拼命挣扎的诸般现象,加以合理的解释或说明。这种要求,也许是各不同性质的国家(不论是社会主义的苏联抑是资本主义国家,乃至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学研究者所共通的要求,但于中国特别紧要。中国还踯躅在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中国还彷徨在向着资本主义前进,抑是向着民生主义为内容的社会主义前进的不定歧途。如果理论连带着现实,指示出了资本主义的祸害及其没落前途,我们即使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却也没有理由要“亲近”资本主义。
第三,就是要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扫除有碍于中国社会经济改造的一切观念上的尘雾,那种尘雾,不仅是关于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同样是关于经济学以外的一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方面的。因为,政治经济学是一种最有实践性,最有现实性(把它看为与现实无关的学问,如前面所说,那不是因为政治经济学本身没有现实性,正是想回避它的现实性)的科学,能够在经济学方面把握正确的理论核心,则在政治学、社会学、哲学乃至自然科学方面所抱的诸种成见与幻想,都可廓清。事实上,在帝国主义势力影响下的中国,全般的社会意识,都渗透有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毒素,中国社会经济上每一种变革,都有那种毒素在其中发生阻碍作用。所以,中国不言改造则已,否则政治经济学便当成为中国反对落后封建意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文化武器”,从而,如何运用这个武器,如何锻炼这个武器,就是中国政治学研究者的责任了。
此外,我还想特别提出下面这一点要求,以加大我们研究者的责任,那就是,我们要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逐渐努力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也许有人疑问:第一,科学无国界,用不着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特殊科学;第二,政治经济学是现实经济之理论上的表现,落后的中国经济,如我们前面第一节所说,是怎样也不能产生一种经济学的。但如果把我们所要求创立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为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那又当别论了,那种理论的全般体系,可以特别注意其论断或结论在中国社会经济上的应用;此外,其例解,其引证,尽可能把中国经济实况,作为材料。像这样一种体裁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到目下为止,我们尚不曾发现。我们尽管已有不少进步的政治经济学读物可供参考,也有不少的外国的政治经济学者在为中国社会经济理论努力,并已有相当的成果,但总不能十分适合我们的要求。自然,像我在这里所规定的供中国人研究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实际无非就是一个比较更切实用的政治经济学读本,但我其所以要把这方面的努力,作为中国政治经济研究者的一个鹄的,就是认为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是颇不同于依据现成材料来编述一个政治经济学读本的。那颇需要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者,在有关世界经济及中国经济之正确理论体系上,分别来一些阐发准备的工夫。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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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第四篇首段。
[2]德·金萨(De Quincey)在《一个吃鸦片烟者的自由》里对李嘉图的经济学是这样赞扬的:“……李嘉图却先天的从悟性本身出发,演译若干法则,那对于材料之黑暗的混沌,还是第一次放射透澈的光明,从而,在先不过是一种尝试的讨论集,现今却成了一种真正的科学,第一次立在永恒的法则之上。”
[3]参照克赖士(Keynes)著王亚南译《经济学绪论》第九章注释。
[4]参照周译波格达洛夫著《经济科学概论》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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