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卫资本主义：三个前提认识

我以为,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在开始他的研究以前,应有以次几个前提认识。

第一,在尚论政治经济学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的限内,我们一反省到中国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系列中,所占的隶属地位,就知道那种经济学是用怎样的眼光,怎样的动机,来讨论“次殖民地”或“准殖民地”经济。也许我们还不肯自列于“殖民地”经济范畴,但资本主义经济学者在论殖民地经济时,特别在前次大战后,讨论布洛克经济一类经济问题时,始终是未忘怀中国,至少,他们对于殖民地经济的一大部分理论,可以适用到中国经济上来,所以,我们把他们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理论作为教义,那就无异承认自己是他们的代言人。比如,今日中国经济学论坛上出现的“以农立国论”就像不知不觉地在作着东亚共荣圈内的“农业中国”论的呼应。

第二,资本主义跨越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其危险性是加大了,但与这照应着,它的警觉性也加强了。它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防卫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虽然苏联的特殊经济形态,从它内在矛盾冲突的空隙中突然耸立起来了,但这却更要加强它的警觉性,使它需要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来从事防卫和对抗。在文化方面,最有现实性的政治经济学,当然是被特别注意到了的。各国景气研究机关的设置,大学校中的特设政治经济学讲座,以及研究景气之类的经济刊物之风行一时,俨然是要在经济学上造出一种“景气”,一以缓和国内反资本主义制度的倾向,一以镇定那由实际经济恐慌所引起的悲观失望心理。当然,把这些议论传扬到诸落后民族间,特别是传扬到大家“特别看重”的,而正好又在昂扬反帝国主义气势的中国,一有机会,它们是不会放过的。结局,在以“买办”舶来经济学为能事的许多中国经济学者眼光中,果然闪射着经济学前途的“光明”,这一“人造的”回光,又终于发射出了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的结论。(www.xing528.com)

第三,由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内在的矛盾和缺陷,尽管站在辩护立场的经济学者,在多方设法来掩饰裂缝,但早在资本主义极盛期的十九世纪中叶前后,就已经产生了许多站在批判立场的经济学说[经济学上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以及所谓新正统学派——指马夏尔(A．Marshall)所领导的一批经济学者——间“内讧”的理论,当然应属于非批判经济学说的范畴,反之,那些恰好是辩护理论的“丛合”]。就中,仍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分析对象,但却是当作研究英国经济状况及经济史之结果而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学派的批判理论,却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愈来破绽愈大的趋势的印证,愈加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形成了对抗传统经济思想的巨流;而以这种经济理论为出发点的苏联经济的出现,更加强了它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地位。所以各国经济学界虽然如我们前面讲过的,在多方重复旧的教义,并矫造新的光明,但在另一方面,却也不难见到反对学说的发扬滋长。英国格列果利教授(Prof．Theodore Gregory)在一九三二年发表一篇《资本主义的前途》的文章,开始他表示“现存制度继续存在的希望,目前算是最微弱了,在近代经济史发展上,向来不曾有过这种现象,两年来的不景气,使整个国际经济结构的基础发生动摇……”由于这种实况,就在各国引起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非难。他先就美国某某学校当局如何怀疑资本制,又接着说到各国大学的情形:“至若大学的学术空气,情形也不见得较佳,在欧洲大陆上,大学就是反对现存制度的中心。”(见《前途》杂志创刊号译文)他的这种言论,虽然不曾把那些想换一个方式来“堵住”资本主义“没落”的法西斯理论分别开,但总可概见现代资本主义及以它为依附的政治经济学,该是达到了怎样一个破碎支离的阶段。

由以上三点,我们首先知道,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说,原本就是不利于中国这种国家的社会经济的改造的;其次知道,这种政治经济学,还在当作一种文化侵略或文化麻醉的武器,以期防止我们的社会经济有所改革;再其次知道,政治经济学即使没有任何御用目的存乎其间,它本身已是遍体疮痍,我们如果不从批判的观点去研究,那就无论在实践上抑是在理论上,都不能给予我们何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