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对经济学的影响

政治经济学不像初期经济学者所宣传的,“富其人民而又富其君主”,那末,它是怎样一种学问呢?就我们中国介绍这门学问过来的经济学者来说,我们是有什么必要,要把这门学问介绍过来呢?在经济学已早形成为一种科学,且早已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的事实,使他们有理由运用“为学问而学问”的这一公式了。不过,他们的认识,也不完全一致,或者说,把政治经济学“超然化”的程度,互有不齐,设勉强加以区分,就有以次三个类型:

(1)当作纯粹与现实无关的学问

这也许是一个比较极端的类型,但却并不是怎样稀罕的。政治经济学原本是作为英国社会经济的产物而登场的。由英国经济学者定立的经济法则,在那些经济学者自己,乃至那些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义来宣扬的其他各国经济学者,大体上,都看为是有无限妥当性的真理。亚当·斯密在他的大著《国富论》中,就惯于使用“一切时间一切地方”(all the times and all the places)的语辞。李嘉图的大著《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就曾被当时的经济学者誉称为第一次立在永恒法则上的真正的科学。^[2]标本的庸俗经济学者西尼耳(Senior),立志要使经济学成为一种“抽象的演绎的科学”。单是这样,经济学上的说明,已经差不多同数学上的加减法则一样用不着疑难了;而下述两种事实,更加强了这种认识的坚信:那第一是,在资本主义还继续行使统治的范围内,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定立的法则,自然还保持有相当的妥当性;第二,要对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也不可避免地会从观念上思维上来确认经济学理论的妥当性。因此,当作完成品,——由引论到结论都安排得非常妥当的完成品——输入中国的经济学,就被中国经济学者们看为是“推之百世而皆准”的绝对主义的东西。而我们经济学者,对于这反映着与我们不大熟习的甚至完全隔膜的外国经济现实的理论,无力鉴别,无法鉴别,就更只好当作与现实无关的学问来接受了。不但此也,晚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之传扬于欧洲大陆乃至于大陆诸国的大学,也很快地影响到了中国的学术殿堂。这派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是一般主义与绝对主义的鼓吹者。这里且引述几句充分表现这种教义的杰芬斯(Jevons)的说明,他说:“经济学的第一原理——南按:指效用变动法则——是如此真确适用,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种原理,与人性相关而言,乃是一般的真理”;他并说:“这种科学的理论,乃如此单纯,如此深深根据人身组织及外部世界的普通法则所构成。所以,在我们所讨究的一切时代内,那都是同一不变的。”^[3]“一般的真理”,“在一切时代”,“同一不变的”真理,那就显然没有此时此地的特殊现实性了,那与二加二等于四的算式,没有时空的特殊现实性一样。然而,这样看成纯粹超现实的经济学,却正在为我国不少经济学者当作新创见新发现来宣扬。

(2)当作与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变动无关的学问

不错,我们是还有许多经济学者,明了经济学是现实经济的产物,不能有超现实的存在。经济学上的诸般原则,究因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变动,或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变动,作了何种修正;那些原理原则,对于新发生的经济问题,如何不能应用,他们都是漠不关心。事实上,自由经济竞争,原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基干,这种经济形态,已在各资本主义国内或全资本主义世界内,为统制经济布洛克经济所代替了,为加特尔托辣斯等经济形态所支解了,但原来以自由经济为核心为考究对象的经济理论体系,仍旧在中国经济学界当作教义来敷衍、铺陈,好像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从而,它们的经济理论,没有变动那回事一样,这该是如何的“恬淡”啊!

不错,在我们的经济学界,在我们的经济出版物上,我们的经济学研究者,也不甘落后地讨论到上述那些较新的经济事业,但他们所发挥的所转述的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究竟对于原有的经济教义,有何等不相连续的地方,有何等根本矛盾的地方,他们也许不是全无感触,不过他们多半看作完全不同或完全无关的事情来处理。即是说讨论新经济变动时,和辩护旧经济形态时,他们是采取“分途应战”的办法。这是稍一检点时下的经济出版物,或经济学者的言论,就可以发现不少的实例。

不仅此也,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动,在上述的限度内,毕竟是资本主义经济,由某一阶段,发展到另一阶段的变动,把这些变动看得与资本主义经济学教义没有十分了不得的关涉,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也许不是情无可原的。但当前的资本主义世界,不是有六分之一的领域,已经“滑落”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么?这件事对于旧来经济学理论所给予的“冲击”该是非同小可罢!该是不宜等闲视之罢!可是,我们的经济学者,仍表示得非常“镇静”,并表示经济学的大曙光,就在面前。且看某经济学者的高论罢:(www.xing528.com)

“经济学成为科学为时已久,其间因科学社会主义与历史学派之抨击,使正统学派所遗之硕果,几奄奄无生气。然经济学为解决人类生活问题之科学,其地位至崇,职责綦重,岂可因小挫遽丧气耶?……经济学成为研究人类行为之科学,可计日而待也。”——朱通九著《战后经济学之趋势》

从这段话里面,我们才知道经济学的“地位至崇,职责綦重”!它这种崇高地位,恐怕是经济学者替它提升的罢!姑且不管措词上待斟酌的地方,我要指出的是:他这所谓经济学成为研究人类行为之科学云云,虽大有所本(据前揭书著者在该书底页声明“本书材料,大部从W．C．Mitchell所著The Prospects of Economics”译出,故知其“大有所本”);但把“研究人类行为”这一命题,作为未来经济学的内容,已就拢统含糊得可观;而况他所指的这种“科学”的效用学派经济学(据他后面的说明),已经在当作既成的教义宣扬着,并不要计日而待也!不过,他毕竟感觉到了正统派所遗之硕果,几奄奄无生气了。把效用学派经济学,当作正统学派经济学的复兴;认定经济学的“奄奄无生气”纯是由于“科学社会主义与历史学派的抨击”,而独不及资本主义世界一大块版图的沦陷,这可见得他是怎样把经济学,当作与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变动无关的学问!

(3)当作与中国社会经济问题无关的学问

政治经济学既是舶来品,是以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科学,那末,中国经济学者研究这门学问,把它看得与中国社会经济问题没有何等关系,就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究竟与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理解与处理,有没有密切关系,我拟留在最后一节来说明,这里只先指出这个事实,就是,一般经济学研究者,都不大留心这些问题,即我们中国这种经济形态,政治经济学是把它归属在它的全体系中的哪种经济范畴?我们对于经济学的探究与理解,那在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上,究有何等帮助?我们所拥护所推崇的经济学教义,在实际的应用上,是否于中国经济的改造,大有毒害?

事实上,提出中国经济改造问题的中国经济学者,他尽管极口诋骂帝国主义,昌言解脱民族资本发展的束缚,但他们所提出的改造方案,只是依据同一套政治经济学教义,那套教义,却正好是叫中国民族资本“屈伏”在整个资本主义系列之下,而尽其殖民地经济形态的机能的。然而,这个非常明白的矛盾,他们并不曾意识到。这就是因为他们从没有把政治经济学这种科学,当作与中国社会经济问题有关的学问来研究。

以上三种不同的研究经济学的方式,究其旨趣,无非是把理论与现实隔离开,不过程度互有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