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形成政治经济学环境

就一般社会科学而论,政治经济学算是一门最能反映现实,而又最须以现实为依据的科学,在这门科学是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为探究对象的限内,像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半封建国家,一个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主张把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当作理想移植过来的国家,当然没有产生政治经济学的可能。我们现在所研究的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是当作完成的舶来品,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输入的,是紧随着那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或机械品而输入的。

不过,这里须得指出:这文化舶来品的输入,若溯其渊源,那大体还是一种首先通过日本,再输入到中国来的转口货。而政治经济学这个译名,也还是沿用日本的。即如最先把西欧经济名著《原富》译述过来的严又陵氏,他对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r economics)原是译为计学啦。不过,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形的演变,和中国文化水准相应提高,以前完全或主要由日本转输的经济科学乃至其他一切近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已渐能自行直接输入了。但无论经由日本输入,或是直接由欧美输入,直到现在,我们对于政治经济学还不曾脱却“述而不作”的阶段。就是幻想“一切古已有之”的国粹主义者(记得“五四”运动时,某国粹杂志上登载过一篇崇孔论的大文章,其中就力说《论语》“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也疾,用之也舒,则材恒足矣”那几句话,是孔子的经济学原理,因而孔子是“大经济学家”。这高论,近已寂然了,但某经济学博士却在前几年的上海某杂志上说王莽经济政策上的诸种措施,是近代统制经济的渊源,总算无独有偶了),恐怕也无法否认这种事实罢!

谈到这里,我们似乎不应“数典忘祖”地忘记提到以次这个“考据”。十余年前,日本有一位经济学者泷本诚一氏,著有一部《欧洲经济学史》,在这部书后面,他附有一篇题名为《重农学派之根本思想的根源》的附录,这篇附录的主旨,在反复说明重农派之思想的根源,完全出自我国古代的“四书”“五经”。他最后总结这篇翻案文章的大意说:“要之,构成魁奈(Quesnay)学说之基础的根本思想,完全吻合于‘书经’及其他经典上所表现的中国太古的王制,与其学说的旨趣不同的地方,丝毫没有,这种论断,我想不会不正当吧。但现在一般人,都认为近代的经济学,是发祥于法国或苏格兰,竟把其重要的母家中国完全置之不顾,这实在是我们东洋人的一大憾事啊!”(www.xing528.com)

我们看到这段话,当然非常高兴,经济学竟是“吾家宝物”了。但仔细加以考察,就知道这段传奇的说明,完全不合事实。魁奈这位医师,原来曾有过一部《中国专制政治》(Despotisme de La Chine)的论著,以表述他对于开明的专制政治的憧憬。他鉴于法国农村凋敝情形,希望有这么一个理想的政治体制来救治当时农业上的危机。但因他是路易十五的侍医,不便说法国腐败政治所给于农村的破灭影响,乃用中国古代学者“托古改制”的战术,把中国古代的君王专制,照其所理想的描摹出来,以讽喻规劝时君。而他希望在那种政治体制下实现的农业,都是大农形态、富农形态,或资本主义化的农业形态。他那种农业经济思想,与中国古代重农的言论,以及见诸实行的农业措施,根本没有相同之点,最多只能说是彼此都是重视农业罢了,所以,我们单从表面上,见到他称赞中国的专制政治,就说他的重农思想是导源于中国,那是太牵强附会了。我们原不否认近代经济学的发祥地是在法国,是在苏格兰;并且还可补充地说:苏格兰的亚当·斯密且曾在着手其大著《国富论》的著述以前,“问道”过重农学派诸子,但重农学派诸子所由取得“近代资本主义之最初的系统的发言人”的资格的经济理论,与中国古代重农思想无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