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时经济中的特点与措施

前面讲过,由第一次中日战争以后,到此次中日战争以前,是中国公营事业的停顿期,而到了“七七”战争爆发以后,由于适应战争的紧迫需要,公营事业的活动,又勃兴起来。国营省营金融事业的过分“繁昌”,是不在话下的。其在工业方面,至三十一年度止,“仅以经济部所属资源委员会而论,就占七十八个单位,在资本上几二倍于现有民营工业。省营事业近两年中发展得最快,如贵州企业公司、川康兴业公司、滇西企业公司、广西企业公司、湖北企业公司、江西兴业公司、皖南实业公司、福建企业公司、陕西企业公司、甘肃水利林牧公司等,几无省无之。而且这些公司的组织,都包含有‘公司之公司’的性质,在其母公司之下,复包括有若干子公司,贵州企业公司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5]在金融、工业方面如此,至关于农业、运输业,特别是商业,统制化或直接由国营或省营的机构,几乎月有设立,俨然表示我们在向着否定私经济的旅途迈进。

战时勃兴起来的这些国营省营事业,就量上讲,固然是比过去多得多,并且也普遍得多,即就质上讲,亦比之于前述的国营或官办阶段,有不少的改进,不过,这改进,与其说是具有社会的性质,不如说是只具有技术的性质。技术性质上的改进,自然是近几十年来科学技术水准相当提高的结果,但更本质的,却应说是近几十年来民营事业略有一点基础,略有一点发展的结果。但惟其那种改进,是属于技术性,而不是属于社会性的,它的改进程度,显然就要受到社会条件的限制。在近年的报章杂志上,大家对于公营或半公营的统制部门,听到了以次这一类批评。

先从半公营的统制部门看下去:

“由于政治上,我们始终未能肃清贪污及其他不良的作风,致令一切平价的办法,都落了空,而一切的统制,反而变成了贪官污吏发国难财的机会!”^[6]

而作为这种议论的注脚的事实,则是四川煤炭及盐受统制,湖南桐油受统制所引起的弊端。就前者言:“自流井的盐水及燃料受统制的结果,煮盐者买水买煤亦不得自由,久大盐精公司不得不缩减其产量,……又有开煤矿的,因燃料统制局不卖煤给他们,甚至到处托人情,行贿赂。”^[7]

又“湖南桐油自统制后,贸易委员会之附设公司与省贸易局争夺省内收购权,互相牵制,致商运半年时可外销十五万担之桐油,现仅运出七千担。如津市一带,旧历年关,贸易局停不收油,商人自运,到处碰壁,油行以资本有限,无力收买。桐农以年关需款,迫以极廉之价售与囤积居奇者,于是相率传语各桐农,将桐树砍掉,改植其他树木。”^[8]

事实上,这里所指出的弊端,正是存在于一切统制部门的。

次就公营工业方面来说:

“国营工业如果存在着官僚主义,则这些企业无法办得好,不容讳言,当前有不少的人以做官的态度去办理国营工业的。纯洁一点的人,则因为不娴熟企业,不针对客观需要而任意提出办法:今天下命令,限令某部门在一定时期之内,完成某项工作;明天又下命令,限令在一定时期之内,拆迁或结束。举棋莫定,使厂中的工作人员,疲于奔命而无所成。这样,便使一个工厂创立二、三年而尚未完成;一个镕炼钢铁的锅炉,树立了二、三年而尚未树好。……黑暗一点的人,则利用企业为一己发财的捷径,扣回佣,造假账,他们是无微不入的,这么一来,工厂尚未出品的时候,主事者早已‘腰缠万贯’了。

“在中国特殊情形之下,经营国营工业的人,每每充满着官僚习气,常有贪赃枉法,舞弊营私,排除异己,盗名欺世等恶习,以这种中古时代的人来控制现代的企业,没有不失败的。”^[9]

以上这段话是樊弘先生讲的,但更概括,更没有火气的徐柏园先生在《财政评论》(七卷二期)的评论,则是说:“国营和规模较大的公营事业,多不免成本高,效率低,人事繁杂,工作弛懈等毛病。”(www.xing528.com)

再次,且看看金融财政方面。

“国家的金融机关的金融政策,长此不改变,本身已是商业资本的集团根本没有方法限制社会的商业资本的畸形发展,当然也没有方法利用或诱导私人和地方的金融机关,走上产业金融之路……

“中国的金融与财政,构成畸形的联合体,所以金融政策要改变,财政政策也要改变……”^[10]

在目前,像上述这种种公经济上显出的弊端,有的或已有所改进,有的或尚在改进中,但为了要明确把握中国公经济可能发展的前途,这里是需要就上述各方面关于公营事业的批评,借以理解其症结所在的:

(一)官僚主义的作风,是各方攻击的重心或焦点。

(二)商业活动在领导着、支配着全国公私产业,使产业有逐渐变成商业的俘虏或附庸的趋势。

(三)一切公营金融机关,都不与产业联系,却与商业联系,成为所谓“商业资本的集团”。

(四)中央公营机关与省级公营机关间,以及各省公营机关间互相牵制磨擦。

把这几方面的情形,和前面官办阶段公营事业显示的诸特点比较起来,大家定然会看得出:最不同的地方,也许就是公经济在商业和金融上的势焰,是愈来愈大了。它对全国国民经济的比重确在增大,而本质则似乎没有了不起的改变。至少,根据事实的逻辑是必然会如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