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到这里,我们似可把上述诸般意见,综括为以次四个结论:
第一,中国商工业资本间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并不始自今日,在此次抗战发生以前,这个问题就曾严重的存在,不过直到战时,才因现实的迫切需要,而把这一向不大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开始在脑中唤起而已。在这种意义上,抗战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确实提供了极可宝贵的社会测验。
第二,不管在过去,抑是现在,中国商工业资本流通问题的形成,是把中国整个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它的基础。像这种问题的解决,和其他主要关系技术性质的问题,不能一样简单,建造几条铁路,几只轮船,几个水渠,政府诚能在财力及技术许可限度内,不牵涉到全般社会经济基础,而努力有所成就,但如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资本问题以及与资本密切联系着的土地问题,却不能单从技术上的努力得到解决。
第三,要使商业资本依照平均利润法则来调节其流通,固须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但在这种根本条件未造出之前,我们并不能呆然无所作为的听任商业资本把一切生产资本无情的吃尽。租税政策、金融政策、限价政策,以及其他对商业寓有抑制作用同时对工业寓有扶助作用的诸般设施,假如能曲尽人事,亦许不难收到相当效果,但我们首先应知道:在落后的社会生产关系里面,租税、金融及物价等等本身,就分别是那种社会生产关系所由表现的因素,使它们健全的可能性是有限界的;运用它们来调节资本流通问题的效用性,更是有限界的。(www.xing528.com)
第四,当前商业资本不绝的膨大,对于全般社会,特别是对于工业,固然在逐渐增大其不利的暗影,但对于商业本身,其不利的程度,亦并不难想见。商业为求独立的发展,工业上的不发展,固然是它的前提,但商业所周转的生产物,如每况愈下的减少,那就不但商业活动的对象和范围,会相应缩小,商业活动需要的消费者,也将因生产渐形萎缩而丧失其购买力。在目前,个别特殊的商业者,也许还在陶醉于他们由货币数量测度出来的利得,但就全体商业或商人阶级来讲,他们一定不难发现:在社会生产规模日益缩小,社会财富日益减少的情形下,他们手中由货币测度的资本,不过是虚资本,是空中楼阁飘浮的烟云,只要经过一阵大风,就会吹得毫无踪影的。所以,为他们打算,他们尤需要改弦更张,设法改变他们的资本用途。然而,各别商人的资本,已经被结成一种商业资本的形态,特定的商业资本形态,已经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发生作用,其结果,个别商人,固不易拘束他手中的资金,只好随全体商业资本的动态为转移,而同时,整个商业资本的动态,亦并不是全由商人阶级全体所拘束。大家试一考虑商人们动辄发出的“我们也无办法”的呼声,就知道以民生主义的土地资本政策,扭转一般的趋势,在今日不仅为工业家的要求,亦应为商业家所期待。
【注释】
[1]参见拙著《中国经济论丛》第二篇《当前经济问题总分析》及《中国商业资本论》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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