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的交叉转换

抗战发生以后,情形有些改变了。沿海对外大商场的丧失,对外贸易的阻断,中国商业资本已不得不暂时脱去了它的新装或伪装,它不能为外国工业服务,理应为本国工业服务了。而同时,由对外贸易关系阻断所造成的一般日用品与军需品的缺乏,反给予民族工业以大的刺激。而况一向束缚中国工业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也于此时无形取销了,而政府为了抗战与建国任务的达成,更多方予工业以便利与扶助,在这诸般情势下,如其我们还发生工业资本问题,那就是由于社会全般资金的缺乏,而不应是由于商业资本工业资本间的不平衡发展。但揆诸一般实际情况,却出乎意外的,正好是因为商业资本过于膨大,以致引起工业资本的特别困蹶。

在抗战过程中,商业利用物资缺乏,物价步步增高的机会,在通货日益膨胀的条件下,蓄积了大量的货币财产。但货币财产尽管蓄积,商人却仍不肯像现代初期西欧各国商业经营者一样,使自己变为工厂老板,使自己的资本,变成工业资本,他们的资财,无论是货币,是待售的商品,抑是商业设备上的生产,一直是停留在流通过程上。他们甚至把商业活动的对象,扩大到土地上,这在一方面似恢复了商业过去对于地权的联系,但在商品货币关系相当发达的今日,自然更带有商业投机性。这就是说,商业上蓄积的资本,不论是直接投在道地的商业上,抑是间接通过土地再绕到商业上,都在力求自身的膨大,而造成了当前商业游资过剩的现象。

然则商业上过剩的游资,为什么不转向工业方面呢?大家容易想到的阻碍,当然是由于工业利润比之商业利润太低了,仿佛就因此故,不仅商业资本不易工业资本化,甚至政府苦心孤诣多方扶助的一点工业,且有商业化的趋势。据报章所载,许多公私经营的工厂,在把它们的厂址,当作地皮经营,把它们的机具或原料,当作囤积品来处理。

商工业资本间这种反乎一般期待的逆流,很容易给予我们以这样的印象,仿佛中国的社会经济,已经造出了前述平均利润法则作用的条件,即是说,它已资本主义化了。它已在照应着资本主义的运动法则,使它的社会资金,向着利得较高的部门流转,由是,许多人,就照此推论,以为我们如能运用金融政策,多方限制商业资本利润,同时并多方抬高工业利润,商业上的资本,就自然会流用到工业上去。其实问题是不能这么简单的。(www.xing528.com)

商业资本不肯转化为工业资本,却相反的使工业资本商业化,如系按照资本运动的法则进行,那么,当资本纷向商业转移的当中,工业上就应当由资本短绌,事业缩减,生产品减少,供给额降低而提高其利润;反之,商业上就应当因其资本对被周转的货品之绝对的相对的增多,而减低其利润。但我们当前的现实却并非如此,好像资本愈挤到或被吸收到商业上,商业利润反更形增高似的。不错,我们需要照一般人乃至一般经济学者所惯常的解释,说我们是在战时,一切不免有些变态,但战时的影响即〔使〕再扩大,亦不够说明那种变态。那至多只能算是中国社会在战时的“变态”。我们试想,现在该有多少国家在参加战斗,但任何一个国家,却不曾使它的商工业间的资本问题,具有我们这样的内容。当理论被展开到了这样程度,我们的经济学者们,即强调用资本主义的金融政策来解决当前资本问题的经济学者们,都反过来用“中国经济落后”这个笼统的论调,使他们从自己理论的缺口逃脱出来。可是当他们一脱出了这个缺口,又毫不觉得矛盾的把“中国经济落后”的命题,暂时储放在下意识中,再回头来用资本主义的各种标签,来表识中国战时经济及由此引出的各种经济问题的性质。

事实上,中国当前商业资本的这种“变态”的发展,恰好是在证示广义经济学上的一个法则,那就是,商业资本愈脱出总生产过程而独立发展,产业资本或工业资本将愈不发展,即前者的发展与后者的发展成反比例。这个法则,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条件下发生作用的。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中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但那种存在,在规模和比重上,显然还没有达到阻止那个法则发生作用的程度。当我们论究中国商工业资本间的流通问题时,应当随时不要忘记这个基本论点,我们在一方面固然不妨把商业上的高率利润,看作其吸收资本的扩大活动规模的原因,但同时应理解:这所谓高率商业利润,并不是资本主义涵义的东西,也并不是孤立的形成的东西,它有取得其存在的全社会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