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资本的危害及受到的限制

我们现正为商业资本所造出的种种危机而苦恼。

但如把一般人对商业资本猖狂妄行所加的感情的乃至理性的评论,加以分析,似乎商业资本所得的罪,还不是它应得的罪,它被评定的危害比之它实际所造成的危害,大有距离,这就是说,如其商业资本对当前的社会经济难局负有破坏性的责任,论者似还不曾把它的真正责任指明出来。

在当前,物价暴涨,成了全社会不可终日的问题,同时,也成了政府财政上不可终日的问题。由于克服这种困难问题所感到的切身痛苦,自然容易使举朝上下叹息痛恨于所谓操纵物价的豪商大贾等之缺乏人的与民族的良心。把物价暴涨的原因,诿诸商业资本之不合理的非法活动,当然不会有人为商业资本叫屈,但最可虑的是,商人或拟商人的商业资本,如在这方面承担了过大的表面的罪名,就很有可能忽视它在其他方面的更本质的破坏作用。时至今日,尽管商业资本的那种破坏作用,已经从各方面表现得非常显明,丝毫没有令人致疑的余地,但一般社会人士,却仍不肯明显的把事实照着它的本质揭露出来。

“操纵”“囤积”,是最一般的加担在商人身上的罪名,把这个罪名再加重些,也不过是阻滞了一般流通过程,使原本可以迅速提供到市场的物品停滞一个时候,以便在由此引起供不应求,引起缺乏的限内,把价格抬高起来。但责难如其止于这个限度,我们马上就需要把商人区别为正当商人和不正当商人,不正当商人,也定可找到许多的口实,来使它的行为合理化合法化,事实上,就个别商人来讲,他是否真正“囤积”“操纵”,并不一定是取决于他对那种行为所具的伦理观念如何,倒是取决于他对那种行为所具备的必需条件如何。我们很可以说,商人,在他是全体商人之一的限内,在他的资本是全部商业资本之一的限内,他个人的意向,其实就是他用以经商的资本的意向,而他这个别资本,又是随全体商业资本的总动向为转移。所以,重责或严惩若干商人最露骨的不法行为,而放纵了整个商业资本的破坏作用,结果,就会像我们以前把若干的凶悍的日本军人,当作日本帝国主义来打倒,把若干顽固的北洋军阀,当作全体军阀来打倒一样。即使他们这些希望打倒的对象,都“手起刀落”、“应声而倒”,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本身,仍不能发生何等决定的影响,若干特定商人之于整个商业资本,亦是如此。

如其说,若干特定商人,是在某些特定场合,作了阻滞流通、抬高物价的非法活动,而他这种活动,事实上,就不仅只是由整个商业资本,在流通过程所赋予的,且还是由整个商业资本在生产过程的破坏作用所成全的,商业资本在流通过程所表现的罪戾,正是它在生产过程所已经造成的罪戾作为前提。我们业已知道,中国的商业,一直在对产业行使支配,在束缚产业使它不易有发展的余地。照一般因果论的看法,产业不发达,商业是不会发达的,由此大可得出商业资本一定也希望产业资本发达起来的结论,谁能反对有更多的生产品,然后始更能有生意做的事实逻辑呢?但只要我们了解商业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是做着产业的主人,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做着产业的佣仆的事实,那就不论我们主观上怎么想法,怎么对商业资本表示希望,而商业资本在它自身,却是以产业资本的不发展,作为它自己发展的历史前提条件,这例子在世界任何一个社会或国家,都不难指证出来。

中国产业落后,当然有其更基本的、更包延的原因存在,但传统的国际资本作用下的商业资本的作祟,却显然是无可忽视的。不过,我们已在前面暗示过了,在五口通商以后的商业资本,和在这以前的商业资本,是用不同的方式在生产过程上发生破坏的作用,即前者是附属于国际资本,一方面为国际商工业资本充当仆役,为他们推销制造品,并搜括其原料,一方面则充当民族的诸般产业的主人,而后者则是采取比较独立的形态,更直接更集中的使国内诸产业受它的劫持和操纵。这两种破坏产业的方式,在本质上原没有了不得的差别,但在认识上,前者比较容易为人所察觉,后者却像是特别能翳障人们的直感,所以,商业资本在流通过程的弊害,尽管一个稍有经济常识的人,都能谈得振振有词,而商业资本生产过程的弊害,就连一个诩然以经济学专家自命的学者也颇费力了解似的。也许就因此故,在姿态上恢复了过去传统的当前商业资本,它就只有在流通过程表示的罪行被人指摘出来,而它这罪行所以能在流通过程造成的,应当探索到生产过程的基因,却一般地被忽略了。

商业资本对产业资本或生产事业的控制,本来是它传统的古典作风,但到战争的场合,它这种控制机能,却因利乘便地扩展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了,它在工业生产领域里面活动,实质上简直把新式旧式各种形态的工业生产生机窒息打杀无余了。一般私人的新式工厂经营,如果照着常规做去,一定只有归于破灭,否则就是局部的巧妙的转变其性质,买好原料来存积着,而不把它制造出来。国营省营的企业是逐渐增加了,但一分析其内容,它的存在繁荣,一定要看它的商业性质部门对它的生产性质部门,占有如何的比重,在这种场合,商业资本吞蚀工业资本的实质,却反表现了救援工业资本的外观。同时,政府通过银行,一批一批的提出来救助私营工业的贷款,又在种种曲折的手法上,在工业商业化的技术上,变为商业资本的附庸。

在农业生产领域里面,商业资本的破坏作用,似采取了较迂回的行径,土地及土地生产物成了商业活动的主要对象,它是会促使死静的农村,随在都收到搅扰和震动的。土地转移的频繁,土地价格的暴涨,将直接间接造出抬高地租的后果。一般自耕农或佃农在土地本身上的费用增大了,他们用在土地以外的生产费,如种子、农具、肥料、畜力、人力乃至灌溉方面的支出,就相应减少,甚至全无着落了。结果,农业上的再生产规模,一定会随着商业资本逐渐展开的活动,而逐次的趋于缩小,在这种破坏影响下,政府即使再热心支持自耕农,再扩大农村的贷款,事实上,农贷已经同工贷一样,通过一些曲折的手法,一部分或者全部转化为商业资本了。

商业资本在工业生产上的这些破坏作用,恰好造出了它在流通上大囤小积活动的前提,社会每年的再生产规模愈形缩减,供需愈不相应,商业上的囤积居奇活动,就愈加会发挥无限的威力了。自然,囤积居奇对于抬高物价,是有莫大影响,而由此抬高物价所加于生产事业的压力,亦非常显然,但我们不能即此就倒果为因,强调它在流通过程所造出的危害,而忽视它在生产过程所造出的危害。生产比之流通是本质得多、根本得多的,商业资本如其不是在生产过程窒息着阻抑着生产活动,它在流通过程的猖狂妄行,就会大大受到限制。

论到这里,我们似应把乱人视听的通货膨胀关系引到论题上来,照一般人的看法,商业资本这种具有破坏性的大船,似乎是有随着通货膨胀的浪潮而不自主的簸动,把通货膨胀促使物价腾贵,把物价腾贵,引起商业资本活跃的现象一加考虑,商人阶级定有理由可借,诅咒通货膨胀,而昌言自己可告无罪于天下的。但这种说法,也只可淆惑常识,而不够蒙蔽真理。我们仍请历史来做证人吧。中国历代王朝在中期以后,由商业资本造成的经济残破支离局面,并不一定是分别由各该时期通货膨胀的促成。反过来,倒是因为商业资本的猖狂活动,由它造成的消费范围对象与程度之加大加深,同时,由它引起的农业剩余生产物的缩减,以致使社会的生产与消费脱离,使消费破坏生产,破坏租税基础,而导来币制的混乱。自然,币制混乱了,可能大大助成商业资本的势焰,使它更能浑水摸鱼,但我们不能把因果倒转过来,说商业资本,原本就是由于通货膨胀。(www.xing528.com)

在目前我们已经用不着讳言通货已有了相当程度的膨胀,但试一回顾抗战以来的通货发行演变史,即使再执着于现象因果论的人,把根本的生产方面的问题抛在一边不顾,亦会明了商业资本活动,该在那种演化过程中,发生过如何推波助澜的破坏影响。也许说,我们此次的抗战,在历史上没有前例,其范围之大,消费之多,本质上就不是中国现有的生产条件生产规模所能适应,也就是说,本质上,就不能避免生产不够供应消费的和政府收入不够抵偿支出的困难,从而,在这种要求下所增发的通货,商业资本似不能负责任。然而,这也是似是而非的诡辩。在这场合,一般社会的消费,和战争直接所需的消费,理应分辨出它们各别的范畴,和其正相矛盾的实质,我们如其把前后方的消费情形,作一全面的比较的观察,一定会发现战时不合理的消费,该在如何妨阻有关争取胜利的战争上的和生产上的合理消费。然则,一切不合理的消费的制造和演出,商人及他们所运用的资本,还不应担负责任么?

商业资本活动之破坏生产,自昔已然,若要究明当前与过去有怎样的不同,与其说是它利用了战争局面下的特殊情势,如战争破坏作用,对物资及通货膨胀等紧急需要,宁不如说它利用了中国现代化的金融组织,利用了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因对外的经济政治联系,而益加特殊,此外,并还利用了货币经济关系日益向农村的扩大和深入。从这几方面看,商业资本在当前表现空前的猖獗,就不是偶然的了,如听其自然的顺利发展下去,其破坏的作用,也许不难造出过去各王朝在中期以后所形成的危局。但论到这里,我们似还不能忽视近年政府在流通过程方面拑制商业资本活动所生的影响。

大约自抗战挨近第三个年度以来,物价问题的重压,已迫着中央及各地方政府不能不全般或分别的采行一些平抑物价限制商业资本的方策,如妨阻物品在省际县际间之流通,如各级平价机关之设定,如由中央物资局,由战区经济委员会(不久取消,其任务改由经济作战处进行),由各省企业公司等各级收购物资的机构的成立,如各种专卖事业的推进,如新税制体系的建立,以及交通运输统制及金融统制之厉行,所有这些方策,几无一不是想对物价抬高现象,能发生一些补救妨压的作用。事实上,如单就好的方面说,我们自己目前的经济状况,其所以没有演变到完全不易维持的境地,未始不可说是这诸般方策,已有了若干实际效用,但我们在承认其效用之余,仍不能不指出其效用之可能限界,特别是它们在运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反作用。

在前面,我曾表明一个商人的个别资本活动,是随着整个商业资本的全般动态转移,零碎的枝节的防止,不但无补于全局,却反而会使整个商业资本,因某些个别商人,某些地域或某些部门上的商业活动受到妨害,而益形加大其凶焰。比如省际县际的统制障碍,在直接受其管制的商业或商人,也许暂时要感到一些损失和不便,但其结果却正好加大了流通的困难,发生了囤积一样的影响;官方搜购物资,即使立意想平压物价,借此削除商人中间的垄断,借此调剂社会供需状况的盈虚,但对于那种措施,政府不仅限于资金,缺乏健全的采办保藏和取给的机构,且往往因为附有补救财政急需目的,致无法避免助长商业活动之结果。至今日为止,专卖与各种新的税制,目的诚在抑商,结果不过是使商人抬高物价,有了更充分理由的口实;比较差强人意的,有抗战第四个年度以来始渐加强了的金融管制,但这种管制即使在消极的意义上讲,亦似乎不曾完全发挥其可能发挥的拑制作用。要之,像以上所说的这些管制商业资本的方策和方式,在一方面,显然是以中国落后的经济基础作为其出发点,各级政治的单位,各别经济部门,各个地域分途进行,统制本身所要求的严密组织、确定程序和划分权责诸条件就无法做到,而在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又显然不能像专从技术的改善上求得解决。因为我们即使再勉强的做去,终不能对一个生理组织未发育完全的少年人,硬使他担当起成人的作业。现代的统制经济,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了高度组织了的阶段才产生的,我们的经济基础,虽然还有允许我们那种管制方式改进的余地,但极其限,也像只有允许那种形态的不相统率的管制方式成立的可能。

而且在同一落后的经济基础之上,商业资本就不仅只容易在上述那种不易澈底不易严密化的管制的孔隙中滋生起来,凭了它在本质上对于产业或生产事业的多方控制机能,它还能进一步把那诸般管制,利用来加强对于各种生产事业的束缚。比如,保育下之许多生产事业,例如农业方面的植桐植茶地带,矿工业方面的各种必需用品及钨、锑、煤、铁、金、银诸生产领域,都有商业资本在那里假手于管制以从事垄断。

所有这些事实足够暗示我们以次两点:

第一,中国的商业资本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资本,本质不同,作用不同,从而对它的管制方策,亦不能一样,纵令有请求技术条件之必要,单从技术着眼,决不能有根本的补救,纵令有在流通过程努力的必要,专从流通过程着手,更无从求得根本的解决。

第二,任何管制办法,在它本身不能抽象地抽出绝对有效或绝对无效的结论,问题是看它见诸实行的诸前提条件充备到了哪种程度,同时,还要看它在同一时期和它相并施行的其他办法,究能在何种程度给予它的奥援。前述专卖制度、交通金融管制等等,通是拑制商业资本的有力武器,但这些武器的发挥威力,是不能单凭挥舞者一时的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