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商业资本的演变历程

要根本的理解上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商业资本,对鸦片战役以前的商业资本的变革的限度,最好是看抗战以后的商业资本,在怎样的范围和程度上,在怎样的变形和变质的限界下,归复到了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形态。

前面已经说过,中国的商业资本,照例,或者更妥切的说,照着它活动的作用着的历史轨道,是与高利贷资本、土地资本,发生密切的“三位一体”的联系。商人赚了钱,便借着高利贷的活动,用更有利的条件,取得土地,兼为地主。地主在土地上的收入,除了在窄狭范围内的个人消费外,或者是用以购买土地,或者是放款取息,或者是经营商业,或者是同时兼作这三方面的活动。问题是看当前的实利(或他主观上所能理解的实利),在怎样给他们以指导。他自己也是可能成为自耕农场或工作坊的主人。

外国资本侵入以后,在开始,中国的商业资本仍还执拗的维持着传统的活动途径,但愈到后来,因为它活动范围的逐渐加大,和活动对象的不绝增多,它的注意力,它的兴趣,被众多的诱惑物所分散了。同时,国际资本又运用千钧的压力,使它不能不被迫或被敦促到新的“伊壁鸠鲁主义”的乐利世界。

不但此也,由帝国主义各种侵略方式所造成的中国整个农村的贫困、不安与动乱,在以往尽管是商业和高利贷及土地集中的结果,同时又是它的原因,但到这时,“十里洋场”的新兴都市,都当作避难、享乐、致富的“三部曲”的理想天堂,而把中国一向特别会流向土地上的大量商业游资,都吸收到那里。

自然,在广大的农村乃至离都市较远的城市集镇里面,仍多的是商贾、高利贷者和土豪。在全国上层社会、买办阶级及洋大人们的消费,大体是把农村剩余劳动生产物作为基础的限内,当作基层劳动者之剥削者的豪商们,却毋宁有在广大农村加强其活动的必要。但毕竟因为洋商巨贾、大地产者以及新发展起来的金融家们,直接间接把农村多少可能利用的资金,都累积搜刮去了,农村土地集中的现象,虽然不曾中止,在靠近都市边缘的地带,甚且还变本加厉了。可是衡以过去各王朝在末朝的土地集中速率及其规模,更衡以当时商业及高利贷活动的窄狭范围,在抗战发生前的数十年间,中国农村土地集中趋势,在相当程度内,被上述大量游资集中于大都市的事实所缓和了。无疑的,农村的不绝动乱,已影响商贾豪强们对土地的兴趣了,而尤其要紧的,却是土地这种在过去能令商贾们抬高地位,并借以接近官场,踏上官阶的财产,到了这个新的时代,即使在农村方面做一个有权势的人,还有利用它的必要,但要在大的场面下做一个闻人或什么要人,他定然会感到土地并不是很必要的条件了。

据以上所说,中国商业资本,到了现代就似乎不只加多加大了它的活动的对象和范围,连它的蓄积所得也改变了,或者说是歪曲了传统的转化途径。亦就因此之故,中国传统的商业资本运动法则,遂不可避免的在应用上受到了相当程度的修正。然而在当前,这伟大的时代的抗战,却对于我们的商业资本至少在外观上,是嘲讽式戏剧式的发生了扭转历史行程,使它们仍回向旧路去的影响。

中国商业由于国际资本侵入所造成的新场面和新动态,是以整个中国经济对国际资本的关联性和依存性作为前提。而此对外关联性或依存性的保持,又是以中国能借各大沿海港口及在那些大港口的贸易金融和产业,为其联系的枢纽。在抗战的前期,由渤海到整个的南太平洋方面的诸港口,即由天津到厦门一带的对外联络口岸,多半被敌人阻隔住或占领去了。其间,上海虽曾因为它的特殊性,还对香港,甚至通过一些曲折途径,直接对内地保持着若断若续的关系,使中国的商业资本,还很活跃了一些时候,甚且在外汇、标金,及出入口贸易方面,有了空前未有的活动。然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英美对日宣战起,不到半年工夫,由香港到仰光这一列对外交通的口岸,都相继被敌人占领去了。这一来,对外出入口贸易,几乎全部遭受阻滞,同时,随着上海、香港这些港口的沦陷,过去在外汇、证券、土产上面活动的所谓“游资”,都无用武之地了,由是,商业资本活动的对象和范围,都大为减缩。对外的关联的割断,对外的依存性或者是隶属性,也在某些方面相应的解脱下来。即商业资本,除了通过沦陷区的非法活动外,也就像取得了独立的或更古典的传统的姿态。

在这种场面下,如其中国产业建设已有了基础,或者说,如其中国已有的产业基础,足够使商业资本寄托在它上面,而受它的支配,则由对外关系断绝,由一切投机活动停滞,即直接间接从流通过程腾出的大量商业游资,就可能自择有利途径,转用在产业方面。但不幸中国的仅有产业,就连那些用外资经营的部分,差不多90%以上,是建设在目前已沦陷的区域,相率被敌人掠夺和破坏了。抗战以来,政府虽多方抢救或迁徙产业到后方,并在后方各地鼓励工业生产,但迄今为止的成果,仍远不够支撑住商业对产业所加的压力。商业资本是横行无忌了。

在目前,商业资本简直像倒转过来了历史的车轮,在找寻它的旧路去发展,以前由国际资本带来的一切商业活动的新对象、新领域,既都相继丧失,同时,国内有限的工业,又无法对商业提供何等重要的活动门径,结果商业遂又“旧调重弹”的把土地及土地生产物作为它最可能和最有利的投机对象了。俨然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确又受到了以次诸种偶合事件的鼓励和敦促。(www.xing528.com)

比如第一,由政府在役政、路政以及战时各种要政方面的需求,各级地方行政机构加强了,党政军机关不但加多了,同时却又更向内地分散了,结果,战时的大后方,哪怕是较远僻的地带,也表现了多年未有的安稳状态,就因此之故,大后方各地的土地,就格外显得稳固,显得对游资有吸引力了。

第二,物价的暴涨,日益火上添油的刺激换物运动,但战时需要的加大,由外来供给断绝及交通条件不够所引起的必然缺乏,由换物运动本身造成的大囤小积,造成的人为缺乏,对于游资或特殊利得的拥有者,就不能不转移其视线于所在即有的土地上面了。

第三,市场上一般物品的大囤小积,对于敌机轰炸的危险,是颇堪重视的,自然,物资和人口,是在不绝向较僻远地区的都市附近的乡村疏散。但由此引起的一般市民或官吏对于农村的兴趣,正好是土地变为投资对象的重要诱因,这一来,商业资本和土地资本的结合,就更加变得容易了。

第四,高利贷资本在它的社会作用上,一向是当作商业资本和土地资本之间的中介的形态或辅助的形态,土地和商业活动对象的土地生产物,都较为实在,较有着落,高利贷即使借着抵押方式进行,亦尚不易把所有权确定起来,所以,它的所得,到结局不是用以发展商业,就是用以购买更多的土地。战时物价的剧烈变动,照理,应当最不利于贷借资本,因为,一定的货币额,经过的时间愈长,不但会相应减少其对实物的相对价值,且会妨碍其周转,但如其所采方式是在较短期内,以货币贷出,实物收进,或实物贷出,实物收进,那就可以避免这些缺憾了。事实上,这正好是当前贷借的最普遍形态。这种形态,显然更有助于商业游资在土地上的集中,然而最关重要的,还是:

第五,土地投资即使在周转性上不如商业的迅速而活跃,但它有三种利益,可以吸引高利贷的商业资本:其一是,土地的价格,在随物价的高涨,而迅速增高;其次,土地的生产物,亦在不断的涨价;最后,由土地所得地租额,可利用种种理由,或利用中国租佃关系的落后性和不合理性,借租率抬高而增大。

商业资本向着土地上的转化,是随着商业活动对象的缩减,和物价的飞跃增涨,而益形厉害的。自然,在这种转向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土地重又变成重要财产形态,在社会政治上所发生的有利于土地集中的各种影响。土地原是最有定着性或执拗性的东西,它的转移,如其不是有经济以外的各种强制作用存乎其间,它就很难得顺利的投合商贾强豪们的贪馋的胃口。

而且,我们还须注意的是:商业资本尽管逐渐的把土地及土地生产物作为其活动的主要对象,或者说,逐渐向着土地方面集中,那并不能理解为商业资本结局都全转化为土地资本,或者土地资本化的结果,即地租积蓄所得不会再转化为商业资本。事实上,地租蓄积所得,不但随时可增大商业活动资力,且可间接由商业的扩充,再回过头来加强土地的集中。可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商业资本,究会在何种程度,转化为土地资本,使土地资本化、集中化,而是在商业资本,是否必然无其他更有利途径可循的要转化到土地上。要握住这个关键,我们就可明了当前商业资本危害的程度,及当前统制商业资本诸方策的有限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