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役后商业资本的演变

把鸦片战役作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推移的一个转折点,那大体是为一般人所公认的,在这以后,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组织,已逐渐趋于解体,同时,附于这个逐渐解体的封建社会的商业资本,也相对的,扩大了它的活动范围,改变了它的姿态。

不过一个旧社会组织的解体过程,是要到它胎内孕育着的新体制蛹脱出来,才宣告完结的。直到抗战发生时为止,中国现代化的新社会体制的难产,就使封建残余在各地或多或少的保留下来。这种保留的成分,如其必然是关系于最广范围的,最有保守性的,最基础的农村社会生产组织方面,从而,其解体的成分,如其必然是关系于较窄狭范围的,较有变易性的,较为上层的都市经济方面,则我们社会的姿态虽然是改变了,它的本质当不能有根本的变革。结果,依存于我们这种社会的商业资本,尽管把它活动范围加大了,把活动方式改换了,在大体上,仍不能丢开它一向依以作用的运动法则。

自然,我们这个古旧帝国的门户,自被先进各国的大炮轰开以后,舶来的各种形态的制造品,使用种种方式,推销进中国来,同时,中国之种种土地的生产物,则被先进国吸收去。对外贸易关系之拓展,确实为中国商业资本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或者说,已在它原来的新陈代谢的细胞中注入了新的血液。

自然,中国的对外贸易,并不自当时始,远在西汉时代,我们已同西域诸国有了贸易上的往还,因为那时我们输出的主要是生丝,西方不通“世故”的学者(见沙哈诺夫所著《中国社会发展史》),还给我们以“生丝帝国主义”的考语。此后中国西北多数由阿拉伯人作介绍的中西贸易,乃倾重于海道,使中国东南如交州、广州、明州、扬州等地,成为对外通商港口,市舶司之设,“番坊”之设,均为当时国外贸易日有拓展之明证。迄大元帝国成立,中国与中亚细亚西域各地之陆地交通,虽一度开拓,然大元帝国崩溃,此路遂不通。至于明代,又因倭寇肆虐,国人海外航行禁止,以致海外贸易完全阻绝。然在这当中,冒险航海事业在欧洲勃然大盛,葡萄牙人、意大利人,先后发现东西航路,欧洲人争先恐后奔来亚洲,葡萄牙人在明武宗正德十二年(西元一五一七年),西班牙人在明神宗万历三年(西元一五二七年)即已来中国互市,于是因倭患阻绝的中国海外贸易,至明末清初又复逐渐恢复过来。——由上面这一段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的简略的说明,我们就可晓然于中国以往商业资本的活动,并不尽是局限于国内市场,亦又不完全是以土地原生产物交易为对象。不过,当时那种时断时续的对外贸易,论其范围和规模,固已不够改变或有多大影响于中国商业资本运动历史定向或必然法则,何况它的性质,又是那样由国家予以限制。唐代对于外国输入货物,征取关税3/10,宋代则须抽征其总额1/10乃至4/10,而且后者对于外来货物,都令其先出卖于市舶司,再由市舶司或官方出卖于民间,官方在买卖价格差额上,获有莫大利益。所以,对于“初与蕃人贸易者,计直满百钱以上者论罪,十五贯以上鲸流海岛,过此送关下”。迄乎元代,世祖忽必烈奠定江南,即规定凡邻海诸郡与蕃国往返,互易舶货者,其货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其后,官方且自备船只,专运蕃人贸易诸货,其所获之利,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一,交易者得其三。为了保障国家对外贸易利润的独占,即令权势之家,亦不许其用己钱入蕃为贾,犯者罪之,且没收其家产之半。由此可知宋元诸朝的对外贸易,大抵都由国家行使独占,商业资本的活动,当然是大大的受到了妨碍。至当时输入的商品,主要为达官贵人之奢侈品,如香药、象牙、珊瑚、琥珀等,而其输出品,则为金银、铜铁、铅锡、丝绢之属。交易对象既局限在这些奢侈性的(就中金属的流出,确曾紊乱当时币制),商品方面,对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即使听令商业资本自由活动,亦似不能发生决定的影响。

然而五口通商以后的中国对外贸易,在上述无论哪一方面,却有了极大的改变,与其说是由于我们国家抛弃了对外贸易的传统态度或政策,宁不如说是由于我们的贸易对于国家,不允许我们采行传统的对外贸易的态度和政策。

商品生产是现代经济上的一个最显著特征。现代经济每进一步发展,就是生产物商品化的程度和范围的加强加大。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前后,所有先进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差不多都把它们的商品生产,发展到了这样的限度,不仅它们生产出来的物品,都当作商品投向市场,它们用以生产的物品,亦是作为商品购自市场。其结果,市场的扩大要求,就成了商品生产的先决条件。国内市场是有界限的,向外扩展或制造市场,简直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最基本而重要的国策。在此种国策指导下,它们对于其贸易对手国,或者说,对于我们这里所论及的中国,就不是像过去那样,仅输出一些带有奢侈玩意性质的东西,如香料、象牙、琥珀之类,所有日常需用的必需品便利品乃至新奇名贵的奢侈品,都是它们要向中国输出的,它们并且用威胁利诱的方法,把所有这些商品,尽可能大量的,向着中国的每个角落去找销路。它们像是在商品制造上,为中国社会服务,变为中国的工厂。而与它们这种要求配合起来,双管齐下的,就是因为它们自己的生产商品化、工业化,它们国内对工业化所能提供的原料,就相对的、绝对的都愈来愈不够供给了;同时,在为它们的商品所泛滥的中国,却因制造有人代庖,连旧式手工业,也日就趋于式微,它的农产品,特别是当作原料而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就恰像上帝妥为安排好了的一样,都成为缺乏原料的工业国的最好补充,这在世界经济分工上,俨然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结果,中国的经济特征,就可用上海一个大百货公司的广告联来标识它,那就是“广搜各地土产,统办全球货物”。

但中国这种经济特征的形成,并不是不曾受到传统的政治经济诸条件乃至一般社会意识民族意识的障碍。为便于突破这些方面的障碍,多次的战役和一列不平等条约被连续制造出来。有了这些,中国经济的那种特征,就更加得到了保障。无疑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以它自己的模型制造世界,并多方破坏旧有的封建生产方法的过程中,中国也像矛盾而不调和的逐渐成长了相当程度的新式制造业和工厂工业。虽然这些现代型的企业,至少一半以上,是各资本主义先进国家,为了最低廉最简便的利用中国原料与劳力,凭其在中国取得的工业特权而直接经营的,但由于它们这种经营,上述中国的那种经济特征,就像涂上了使人眩惑的不明朗的彩色。

在这里,我们似乎用了较多的篇幅来绘描中国经济形成的过程和特征,但如其说,中国的商业经济或商业资本形态,是中国整个经济形态的一个分枝,或是它的重要部门之一,则我们的说明,就很有其必要了。在具有上述这种特征经济条件之下,中国的商业资本的活动,从以次几个方面,和过去表现了不同的分野。(www.xing528.com)

首先,商业活动的对象是增多增大了。舶来的国内的各种样式的大量工业制造品,被投进流通过程中了,这和过去仅把农产品作为惟一活动对象的商业,已有了极大的不同。而且在过去的农产品中,大体上只是当作地租移交土地所有者(不论是国家或官府或私人)的那一部分农业剩余生产物,会投到市场,而农民留以自给的部分,则不曾或无须转化为商品。但在这时候,由某些农产品生产的专业化,以致它们的全部生产物,无论是剩余的,抑是最终会作为必要的,都得通过市场,就是都得变为商业的对象。除此以外,各种票据、有价证券、外汇,交易所里面最架空的,但都是最大规模的交换物,以及较有确实性的地产,通是商业阶层在新时代找到的高兴舞蹈的乐园。至于人(苦力或娼妓),被购买被招雇,或被质押来“外运”或“内销”,虽然是“古已有之”的一个不小的商业部门,到这时,都扩大了规模,改变了形态。

其次,商业活动的范围是大大扩展了。这原和它的活动对象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农产品向世界每个资本主义角落的进出,虽然在国门以外,不一定是甚至全都不是中国商业资本活动的结果,但在国内,却连在穷乡僻壤的地带,亦逐渐依新的交通工具,依新的金融与交换组织的发展,而直接间接嗅到了商业资本的气味。而且,就是在都市方面,由上面述及的各种交易所,也真不知为商业资本开拓了多少新途径和新天地。

第三,商业活动的性质,是有重大改变了。在现代国外资本未侵入中国以前,中国的商业资本是独立的,差不多是在中国社会经济实况所允许的限内,照着它的必然途径展开的。但在这以后,它的活动,便愿意地或不愿意地被卷入国际资本的漩涡,而且愈来愈成为后者的尾巴。对于无论采取哪种侵入方式的国际资本,它的活动,虽都不外是为他们推销制造品和采购原料,但这个任务,还不是直接以所谓民族的商业资本来担当,在一九三〇年,其总数已达8000多个之多的大大小小的外商洋行,差不多是以主人或监督者的资格,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特权,来推动中国整个流通界的活动。事实上,由这些洋行配合着中国买办们所进行的商业活动,已早越出了流通过程,即侵入生产过程了,即是说,它们不仅是只推销制造品,采购原料,同时,还借着政治的金融的力量,把制造品和生产原料的控制权也把握住了。在大城市及其附近的准资本主义的家内工业,乃至专为某种用途而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几乎都是由商人所支配。

把上面几种事实加以考虑,中国的商业资本,在一方面,不仅是改变了姿态,改变了内容,且还改变了原来的性质;可是在另一方面,它的性质的改变,仍不曾达到一个使它被剥夺去对产业资本行使支配的阶段。恰恰相反,商业资本在某些场合,在大都市若干新式工厂工业上面,虽然已像具有先进国家商业对产业处于隶役地位的外观,但即使把它的本质形态存而不论,它在这方面以隶属者资格活动的范围,对它在整个产业方面,特别在广大农村方面,以支配者资格而活动的范围,是不可比拟的窄小的。

而且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经济侵略的方策,愈到晚近,便愈不能允许他们卵翼下的中国商业资本,向着积极的进步的路上走去,即向着产业资本转化,或对产业资本隶属的路上走去。原料供给地,和商品推销场所的保存和扩大,是买办型商业资本成立和发展的前提。虽然在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输出要求,即在落后地域从事产业活动的要求,保有使买办商业资本活动势焰减弱的趋势,但即使资本的输出,有一部分是为了利用落后地域的资源与人力,从而,在相适应的程度内,有一部分原料无须输出,有一部分制品无须运进,但在国内的这一部分原料和制成的商品,依旧是要靠商业资本来集散的。而况事实上,帝国主义阶段竞夺商品市场与原料供给地的要求愈烈,它所输出的资本,就愈加会以较大比例用在政治性质的投资上,而以较小比例用在经济的开展上,而由前一投资成本,通过金融市场、公债证券所造出的商业资本,其作用是要比由后一投资成分所造出来的产业资本作用大得多,多得多的。

总之,由鸦片战争到此次抗战的这一长期间,中国的商业资本,是在它附有隶属的买办性的特质,而加深扩大了它在国内的活动,改变了它的传统姿态。但正惟其它是买办的,是国际资本的附庸,它就始终只有逗留在国际资本或帝国主义政策,可能允许或要求中国整个经济“变革”的限内,有了一些无碍其原有本质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