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经济恐慌的特征

把中国传统的经济恐慌,当作封建制下的恐慌形态来理解,那是会显示出一些异乎寻常的特点的,这原因须得就中国封建制本身所具有的特质来加以说明。

首先,在地主经济基础之上,中国在秦汉以后,便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体制。而规定着这种封建体制的基本事实,就是在最高主权者以下的全国地方首脑者,不论是封君抑是疆吏,都被剥夺去了“食矛胙土”的权利,他们所管辖范围内的土地,并不直接对他们贡纳租税,租税是输供最高主权者,然后再由最高主权者以俸禄的名义给养他们。地方的经济独立性被禁阻了,分权的离心的封建形态,便比较不容易建立起来。然而我们在这里所注意的,宁是当作落后社会劳动生产物一般的农产品,既须有一部分要贡纳于中枢,即使这所贡纳的,是采取实物形态,或者这所贡纳的,往往还可就地转作俸禄,但其中离开了直接生产者手中,而又不直接给养当地封君疆吏的一部分,即构成中央财政支出之基础那一部分,就不免要通过市场,转化为货币。以前许多朝代,曾借着均输市易诸措施,来处理这方面的农产物,但愈到后来,农民的输纳固然逐渐货币化,其实物征收所得,亦多半委之于市场。在统一市场下的广大的农产物市场,是中国商业所由发达的基本原因之一。

其次,借着集权的封建政治,不仅全国交通条件允许下的广大领域,都变成了商业活动范围,而统一政权的诸种直接间接有关经济的全国性或全面性的设施,可在货币、度量衡及税制诸方面所采行的比较划一的标准,实不啻对那种落后经济,赋予了一些可资贯通联系的脉络。

不仅如此,地主经济之特征之一,即是土地的所有并不与一定社会身份发生关联。不论是哪种人,只要他拥有取得土地的货币,他就能为土地的所有者。尽管在若干王朝的极短期内,曾禁止商人取得土地,而在所谓均田制度之下,还有一个相当长的期间,只允许在极窄狭的范围内自由买卖土地,而且这在法律上,得自由买卖土地的场合,又还不免遭受传统的习惯的限制,更不免有封建特权的强制作用存乎其间,但全般看去,中国土地的转移,究是比较自由的。最有固着性的土地,最普遍存在的土地,能在社会各阶层内、个人间当作买卖对象而相当自由的移转,已不但把这种封建社会的阶级硬性与凝固性松弛了,且使它的全般经济细胞具有较大较多的有机活力。而伴随着土地自由移转所发生的劳动自由移动情形,更使我们封建经济的这种较大广袤性、较大流动性、较大有机性的特点,益发表现得明白。

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封建社会的盛极而衰,有破斯复的历史旋律,就像有节奏有规律的,从它历代王朝之兴亡继绝的交替关系上,一次复一次的表演出来。就在这当中,经济的循环性,依然被当作了这种政治上的王朝兴亡继绝的现实基础。一切王朝,都是在经济上达到了无可挽回的危局中,颠覆下去的。

每个王朝在大丧乱之余的兴起,其开国的君主,殆莫不为了巩固其王朝赖以依存的现实经济基础,极力讲求节约,并把它全部的注意,集中在奖励农业上。水利的推广,农业技术的改进,乃至省刑罚,薄税敛,努力使耕者都能有就耕的机会,差不多是新王朝有为君主的最必要课题。在这诸般努力下,农业生产物的增加,就意味着国家租税的增加,同时也就是商业活动对象物的增加,消费在增加,租税范围在不断扩张,朝廷开始“由俭入奢”了。大兴土木,观兵耀武,四征弗庭,都可从讲排场的消费欲望上加以理解,对消费上的讲求多增加一分,对生产上的注意,就减少一分。在以前,还是因倾重消费,减少了分散了对于生产的努力,到后来,竟逐渐由沉于消费,无暇顾及生产,以至演成为了继续维持消费规模,不得不牺牲生产了。结局,薄税敛的俭法,一变而为繁其聚敛的苛政。在这种朝政演变过程中,商人阶级受到多重利益了,他们利用朝廷扩大消费的机会,增加了一切适用品、享乐品、奢侈品的交易,他们还利用朝廷繁其聚敛的机会,增加了农民当作租税提供出来的农产物的交易。而且,除此经济利益之外,他们并还由其获致经济利益过程中,与朝廷与官场发生了较密切的联系,取得了不少的政治权利;原来用以抑制商人的国家专卖,反而叫他们出面来包办了,在都市方面的商业基尔特对工业基尔特的支配,亦渐由此确立起来,使都市变成了官商合组的消费场所了,“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很快就要招致“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的结局。农事不修、赋敛不时所造成的农民穷困,正是高利贷业者活动的好机会,他们自己可以是商人,可以是官人,可以是士人,但最后殊致同归的是兼并土地。这种颓势一经形成,尽管有抑商重农及阻止土地兼并的政令,都将变成具文,而由吏治不修、水利废弛所必然招致的自然灾患,在事先无所备、事后无从救的情势下,一定会以万钧的压力,加重原来的倾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以至盗贼蜂起,枭雄乘之,而造成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社会生产力被无情的破坏,朝廷租税无着,货币失效,交易全般停滞,整个经济麻痺支离到自然状态的程度,王朝乃在此种危局下颠覆下去,商人高利贷资本亦大体同归于尽。由有人无土地耕种,弄到有土地无人耕种的境地,土地才又在丧乱之余,经过一度编配,然而这是新王朝的第一要政。经济的恢复,正是从此开始的。(www.xing528.com)

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的兴废,殆无一不是依照着这种经济循环变动关系产生的,在这里,对于这种经济循环,究是不变的,抑是不绝发展的,我们且不忙解释,姑先考察它所表现的诸特征。

第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与任何其他封建社会所发生的经济危机比较起来,它具有较大的全面性。这一点,当然与中国封建经济在中央集权体制下,被形成为一个大单元的条例,有密切关系,但仔细分析起来,单是在名义上统于一尊,还是不够的,我们前面讲过的,它的内部的较大流动性和有机性,才是它在极广大范围内,能爆发出较有全面性恐慌的更根本原因。

第二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与任何其他封建社会所发生的经济危机比较起来,它具有较大的社会性,这所谓社会性,是和自然性相对待而言的。亦即是说,恐慌的形成,与其说是由于自然的灾难——旱灾、水灾、虫灾、疫疠——就毋宁说是由于人事,由于社会对于那些灾难的事前预防和事后救治是否努力,能否努力。中国历史家惯把天灾变异看为德业不修所遭的天谴,事实上,天灾是并不选择什么朝代的。“明朝盛世”的水旱灾厄,并不一定就比浊乱之世,更见轻微。不过,所谓“明朝盛世”的最明确内容,往往是由“讲求水利”、“省刑罚,薄税敛”,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各种“仁政”表现出来,而这种种“仁政”,就是减轻灾难、“化险为夷”的“仁术”。有时局部的特定地方的极可怕天灾,还能由其他地区的农作好况,予以补救,移民实边、移民就食,是中国传统的救灾办法,这一点,就与前述中国恐慌的广袤性有关。大封建国内部经济组织的流动性与弹性,使它非因政治上的倒行逆施,以致造出了不可挽救的危局,它对于一个广大疆域内,必然会因气候、土壤及其他自然条件,限制住了为害范围的自然灾难,总不难想到办法应付。就因此故,中国过去经济上发生的危机,就相对的减少了自然性质,虽然封建经济恐慌一般总是带有自然性质的。

第三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与其他封建社会所发生的经济危机比较起来,它具有较大的必然性。这是紧随着它的较大的社会性来的。在经济危机中,如其天灾或突发的战乱,起着决定的作用,那就主要会是偶发的,是从外面偶然附加上的。但中国旧时经济恐慌中的自然作用,既如前面所说,比较不怎么严重,而同时一切有危险性的有决定破坏性的战争,又与其说是“国家升平日久”、“武备不修”的结果,而宁是国家已臻富庶,因而扩大消费,因而“农事不修”,因而繁其聚敛,土地集中,农民大批变为社会秩序扰乱者的结果。不错,战争在耀武扬威、“四征弗庭”的场合,是往往成为经济支绌的原因的,但那种战争,通例是在“仓廪满,御厩肥”的情形下诱发起来的,它可能成为盛世封建经济走向下坡的一个诱因,但王朝末期的战乱,却一般是当作经济恐慌无法收拾的结局而表现着的。战乱和天灾,都从社会意义上去解释,都被包摄在社会经济必然发展的历程中,那同样是我们封建经济组织内涵的广袤性及其比较缺乏定着性的特点,作为前提的。

中国传统的经济恐慌,是把中国典型的集权封建经济作为现实基础。而此集权封建经济又是把特殊的地主经济形态作为其本质的规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