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性经济倾向：序列法则总回顾

在上面的说明中,我们已可粗枝大叶的知道:一切国内外压迫势力所加于中国人民大众的无情剥削,不是直接在以土地制为核心的封建生产关系中进行,就是通过一些曲折的联系,最后还大体是利用或依靠那种封建生产关系来进行。所以,即使是非常崭新的剥削方式,一到落后社会,就不免带有一些原始的性质。特别我在这里要解说明白的,宁是在我们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整体中,究竟在其当作存在形式的运动当中,表现了哪些妨阻一般经济发展,否定其自身生存的一序列破坏性的倾向或规律?因为,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观点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一方面是当作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总运动中的对立物而必然要产生的,同时也是由于明确把握了那种社会经济辩证发展的必然趋势,才能有效的组织领导其迅速展开的。

关于我们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内在发展的一般倾向,或体现在那一般倾向中的诸规律,在本书本论中,特别是在其中“中国资本形态”、“中国地租形态”、“中国经济恐慌形态”诸篇中,已分别解述得很多,但为了在这里加强表现封建性土地制度必须澈底摧毁,始能从根挖去一切恶势力寄存基础的内在关系起见,特把那些倾向或规律,综合的系统的作一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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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可以从以次三个方面来说:首先,看原始性的剥削,表现在农业生产诸条件上的破坏倾向是怎样?其次,看表现在农村诸原始性资本间的恶劣倾向是怎样?再次,看表现在农村与都市经济交互间的不利倾向是怎样?然后再总合起来,看看整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究在其运动过程中,造出了怎样自行否定的诸条件和倾向?现在且分别来说明:

(一)表现在农业生产诸条件上的破坏倾向

一切社会的劳动条件,或生产条件都不外是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但这三者的重要性,是依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而互不相同的。在落后社会的农业生产条件中,土地这一条件,当然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包括畜力在内的农业设备及农具愈形简陋,劳动力的相对重要性就愈形增加。

现在先来看我们这在农业生产条件中占着重要地位的土地,在同时被当作封建剥削手段的限内,究造出了哪些不利于它自己的倾向或影响。耕作土地要付出极高的代价,即是说,佃农要提供异常高额的有形无形地租,始能耕种土地,那已表示,他们佃农可能用在其他农业生产条件上的费用,是相对的缩减了;特别是在租赁土地条件未现代化,地主得随时退佃加租的场合,他们慢说没有资力改进农场设备,及以肥料及休耕方式增进地力,即使勉能筹办,也不能引起他们的改良培植兴趣。于是,地力日益枯竭,便成了农村租地的一个极自然趋势。其实,那趋势,并还不仅表现在租耕地方面,即在贫农中农乃至富农的自耕地方面,亦是不难明显看出的。因为佃耕土地所负代价太高,同时等着租佃土地耕种的人又是那么多,每个耕种自己土地的人,必然会把他将土地出租可能得到的报酬,即将土地自己耕种可能付出的代价,比较划算一番:在没有资力的贫农中农,耕种土地所付代价太大,自不免妨阻他们改良土地的支出;在较有资力的富农,租出土地所得报酬既多,更不免抑制他们改良土地的兴趣。所以,我们就把腐败贪污统治,根本谈不到讲求水利,致使全国各地农田大量砂砾化、荒瘠化的事实抛开不讲,一般在耕地愈来愈益贫瘠化或不生产化的现象,是稍知今日蒋管区的农村疾苦的人所能明白证实的。自然,这情形,若和农业上其他生产条件,如农具日益简陋,劳力日益枯竭的情势连同考察起来,其严重性就更大了。

谈到劳动工具,中国就在富农的生产资本(姑且称作资本)构成中也不曾占到一个像样的比重^[8]。对于小农或佃农,他们在劳动工具乃至畜力上的支出,当然更是少得可怜的^[9]。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当然是一般农民太穷了,但要仔细分析一下连富农也不肯在这方面投资的理由,却可包括的说是有以次三种事实在作用着:第一,那是我们前面已经触到了的,耕作土地所支付的代价太高了;在一定的生产资金中,不能不用在土地本身的费用太大,可能用在劳动工具上的支出,就无法不太小。事实上,今日中国一般农民,根本就不易筹得或准备好一笔可以维持全生产过程的生活资金。他们一遇到摊派一类全出意外的开支,致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发生影响,他们在穷极无聊,挪借无门情形下最可能做的,就是压缩或恶化他们的生产条件,就是变卖耕牛,吃掉种子,抵押转卖犁耙等器具。这在经济科学上称为“生活条件压迫生产条件”的法则,而我们农民经济生活中,显然有着这一法则在发生极广泛的作用。第二,经济上的常识告诉我们,无论是农具也好,畜力也好,愈是从事较大规模的生产,愈是从事较多样的经营,它们闲置呆放着的时间也比较愈少,从而,它们被使用起来也比较经济,反之,它们所费就相对愈大了。中国贫农佃农都是从事极零碎的小经营;在租佃土地或保住自己小有地的困难愈来愈大的情形下,要他们作着较长期的打算,挪债备置起耐久的劳动工具来,那不但非事实所许可,就是他们切身体味得到的经济常识,也是不许可的。最后第三,促使他们不肯在劳动工具上花费,或听任劳动工具恶化的第三个理由,就是农村不曾保有土地,也无力租赁土地的大批待雇的无产劳动者的存在;他们是农村中最穷苦的人,最没有生活依据的人,从而,也就是可以提供最廉价劳动力的人。当我们农村中造出这种人来的条件愈来愈多,他们所提供的劳动力就可能愈来愈廉。其结局:“除了少数富农而外,雇佣劳力的人,差不多连必需简单农具都不齐备,生活一直在艰困中的中小农及佃农,他们并不是因为备了较好的农具,备有得力牲口,才雇佣劳动,反之,却正为是备不起这些劳动条件,才以劳力来补充代替的。这说明劳动力的价格,平均要低在畜力以下,低在农具备置费以下,才有被雇可能。”同时这也从反面说明,用劳动力比用农具畜力划算,谁都愿意雇佣可以任意驱使的“说话的劳动工具”了。在经济科学上,由古典经济学者们发现了一个“机械驱逐劳动”的法则,而在我们这种反常社会中,却竟存在着“劳动驱逐工具”的法则。

可是,我们农村尽管经常存在着“劳动驱逐工具”,驱逐畜力的反常规律或事实,但因都市产业始终陷在坎坷不振中,依各种原由——兵役徭役摊派,高利盘剥,兵灾水旱,疾病死亡,手工副业破产,豪劣横夺兼并……或者其他偶发事故——被迫离开原有土地,或不能保持住原来租得的土地的农民,不转化为乞丐、流氓或土匪,就只好变成候补的雇佣劳动者;当“吃不饱,饿不死”的农村雇佣劳动条件,因上述各种原由继续连同作用,而造出更多的无产者,而变得更加恶劣时,他们所加于农具畜力的压力,固然是更大了,可是,同时所加于他们自身体力智力的有害影响,也是相应更大了。我们知道:农村劳动雇佣条件,往往是会变成土地租赁条件的有力依据的;当雇佣劳动者把租得有几亩土地的佃农,当作是幸运者的时候,当小农佃农保有或租有若干亩土地,就算是等于获有了剥削雇佣劳动的把柄的时候,出租土地的地主,是会抓住每一征粮征兵或其他口实,而提高他们的土地租赁条件的。地租率提高了,又会反过来在雇佣劳动条件上发生不利影响。于是这里就存着一个可怕的循环。

从上面的说明,我们大体可以理解到,我们农村的一般生产,其所以日益恶劣化,实在有其“事有必至”的基因在。以形容枯槁的瘦削劳动者,使用极其简陋的农具在日益枯竭贫瘠的土地上,从事耕作,我们能够期望有很好的收获么?这情形,这可怕的趋势,是不能单由战乱来说明的,战乱本身甚且还是由这种恶劣趋势引出的结果。

可是,农村生产内部尽管在不断扩增这种惨象和险象,那并不曾因此就阻止外面通过商业高利贷业及其他剥削方式,所加于它的压力。

(二)表现在农村诸原始性资本间的恶劣倾向

事实上,使农业诸生产条件日形恶化的,并不仅是它们内部相互间形成的上述那种破坏性的循环,在那种循环过程中,随时都有外面的破坏作用加进来,以加强它的恶劣趋势。

在这里,我们且把各种由政治社会方面招致的剥削事实,留在后面说明,单看农村间流转的诸种原始性资本,是在怎样显示其破坏影响。

一般所称的原始性资本,是就对生产立在独立地位乃至支配地位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而言的。我们这里不妨把购买土地那一部分资本也包括在内,因为在领主经济型的欧洲封建制度下,土地是不容许买卖的,从而,用以购买土地的原始性资本,就不会产生,而在中国地主经济型的封建制度下,土地移转变卖既成为家常便饭,我们的原始性资本里面,就必须把购买土地,购买一种社会特权,购买一种最有效剥削手段的资本,即土地资本,也添加进去了。而且,在这几种原始性资本在农村社会的流转过程中,就是到了现代,到了最近的蒋管区,土地资本不仅是那种资本流转过程或循环圈中的一个出发点,并还是在某种限度的归着点。

我们社会的土地,既有如上面所述的那些经济的乃至经济外的特殊权益,无论是哪一种人,或操哪一种行业的人,只要有钱在手,他是不会忘记把它拿去购买土地,取得地权的。农民不必说,手工业者、商人、高利贷业者、官,都不约而同的对土地感到特殊兴趣。到晚近,这情形,虽局部的有些改变,但一般还是不妨这样说的。

可是,地权的特殊利得,虽然在从多方面阻止农村社会资金流用到改进生产条件上去,但却同时在不绝为独立性商业高利贷业资本活动,造出前提。因为农民耕种土地,在土地本身所付代价太高了,他们的艰难困苦状况,就是使他们同时不得不供奸商(无论是买办的、土著的,抑是官的)及高利贷业者任意的敲诈与剥削,尽管在现实上,土地所有者、商人、高利贷业者往往兼备于一人,或者一人至少具有两种剥削者的资格,但从资本运动立场来看,他们却是在分别显示着不同的作用。

当土地成为一种社会权势的表征,利得又大,而购买土地又不一定会发生困难的时候,有钱从事商业,或从事高利贷业的人,如其他不投资购买土地,他对于从事商业或高利贷业,就可能要求比土地收入还大的报酬,因为在一般情形之下,投资土地比较没有风险,而做一个商人或高利贷业者,毕竟在农村没有做一个地主那样威风,那样受人尊敬。这事实,很可说明:为什么当我们农村的一般地租率尚在20%左右的时候,而利息率一般已高到了百分之三四十以上。自然,其中在借贷关系上,还有一个为一般人不大注意到的理由,即“中农不要借钱,雇农不能借钱,要借钱而又有抵押品能借钱的,只有贫农”^[10]。贫农不是为生产谋利借钱,一般是为了生存急需借钱,只要能借得钱,渡过眼前的生死难关,利息率的高低,是无暇计及的。我们战前的高利贷,竟有高到百分之二三百的。即在目前的蒋管区,由农村到都市,还正风行着一种高得可怕的高利贷。但我们在这里所注意的,宁在那种高利或那种与高利上下相符或相互吸引的商业利润,怎样会回过头来拉着地租上升。农村的有钱人,是比都市的经济学家,还懂得地租是“土地利息”,而利息是“货币地租”的道理的。最先是高率地租吸引着高利率,从而吸引着高额商业利润,往后则是后面两者或两者之一回过头来,在地租率上发生反作用。而像在有战争时各种苛捐附加乃至通货不断膨胀着的情形下,它们通过各种巧妙方式,相互吸引着上升的循环,就被刺激得更快了。我们农业生产条件的加速恶劣化,这一原始性资本间的循环,实在发生了莫大的破坏作用。

然则,像上面所述的这样用各种带有原始性的剥削方式,所累积起来的资财,是否一直都逗留在农村呢?恰恰相反,我们农村的资金枯竭情形,战前已够严重了,在抗战期间以及在目前的蒋管区,那已经成了一个不可终日的问题。(www.xing528.com)

为什么呢?我们是要进一步去找得解答的。

(三)表现在农村与都市经济交互间的诸不利倾向

在讨论农村与都市的经济关系的时候,我们只要把以次几点有关的事实弄明白就不难看出一个梗概:第一,中国原是一个有集权封建传统的国家,到现代,特别到“蒋王朝”建立的晚近,那种传统不但没有完全破坏,甚且在某些方面还将它在不同姿态上强化了。官僚的、专制的、封建的,再揉合以买办的政体,遂使中国的都市,具有三种有联带关系的性质,一是政治的、一是消费的、一是商业的。其中如上海、天津以及其他少数都市,虽然点缀有现代性的产业,但其比重,不但不足以改变其他一般都市的性质,甚至也不曾完全改变那少数拥有现代产业的都市本身的性质。惟其如此,第二,我们的都市,一般就不得不由农村取得其荣养:赋税、公债,各种方式的摊派,特别是在战时普遍推行的征实征借,以及无情而毒辣的通货膨胀,都是都市方面通过政治权力,向农村强制索取的;但与此同时,或因缘这些榨取方式,在农村造成的动乱,又在极有效的把农村可能挣出的资财,驱集到都市中;而经由买办商业,带进农村的舶来品或经过都市加工了的半舶来品,势必要由农村付出大得多的代价。而况第三,都市愈需向农村取得荣养,或者愈需要依赖农村,它就愈得加强其对于农村的统治。而为要确保对于农村经济榨取所集中强化并扩大化的政治机构与庞大军事组织,又反过来加深了都市消费化与商业化的特质。我们都市于是主要变成了输入外国武器与奢侈品,和向国外输出各种农产品或农村半制品的总枢纽。我们对农村虽用原始的半原始的蓄积方式,曲尽了竭泽而渔的搜刮本领,但仍不足以填补大量的入超;农村可能的生产能力愈来愈缩减。都市对于农村的要索,却愈来愈需要增大。结局,第四,我们又发现这样一种离奇现象,即农村的破产与动乱,从某一方面看,竟变成了买办都市变态繁荣的有利条件;一批一批的农村大小势力者,相率把他们原始的半原始的蓄积,向他们认为安稳的都市集中的结果,中外银行的存款,因此大大的增多;茶楼、酒店、旅馆、戏院、舞台的生意,因此大大的繁荣;地产、公债、标金、外汇的投机,因此大大的活跃。游资挤塞在流通界,在十里洋场滚来滚去,在这场合,不但是一般无头无脑的商人,就是那刮刮叫的经济专家,也像着了魔似的,以为农村的没落与荒废,并无碍于都市的“繁荣”。直到愈来愈大额数的入超,把国内“取之尽锱铢”的黄金白银,都被外国轮船飞机或明或暗的弄去了,而贫弱的农村,对于都市各种各色的消费场面,再也不易弥缝供应,而用死亡、破产、叛乱来表示反抗的时候,以“发国难财”起家的官僚买办金融资本家,始高嚷着要“复兴农村”,以农贷及美国专家代为设计的技术改良,来“复兴农村”,以为可以借此继续其对于农村的剥削。

在上述这一列事实中,我们又见到了,在农村经济与都市经济间,也还存在着一种循环。在都市是依存于农村,一般是由农村取得其生存依据的限内,都市就得从政治军事诸方面,加强对于农村的支配。而这种政治军事方面的加强,实际又等于对于农村的经济剥削的加重。而由是导来的长期内战,就采取了农村反对,包围都市的形态。内战的扩大与发展,都市方面仅有的一点生产事业,又在直接受着战争及借战争发财的豪门与军阀的摧残;更大规模的战费及其政治文化费用的来源,既然只好期之于区域益形缩小、生产规模益形缩小的农村,而农村由征实征购征兵摊派被迫游离到都市的大批人民,又相率由农村生产者变为都市寄生者,于是,都市的消费性更增大了,农村的生产性更缩小了。农村与都市经济运动中显然又存在着一种极不合理的,但却是无可抗拒的,向着毁灭之路迈进的循环。

(四)综合的说明

由上面的叙述我们知道了:(1)我们为了叙述上的便利,或者为了社会事象的研究,必须应用抽象分析法,因而在考察农业诸生产条件间形成的破坏倾向的时候,姑先把农村诸原始资本间的破坏倾向乃至农村与都市经济交往间存在的破坏倾向舍象着;等到考察农村诸原始性资本的破坏倾向的时候,仍旧把农村与都市经济间存在的破坏倾向舍象着。实则它们是在同时交互作用着的。正惟其农村依种种原始、半原始榨取方式所蓄积起来的资财,不肯投用到生产事业上去,而依旧分别当作原始资本流转着,并当作都市买办商业、官僚资本旳活动器官而作用着,它就不但不能变为农业生产资本,变为农具、畜力以及其他农场设备和技术改良的准备金,却反而变成破坏这一切的压力。(2)惟其它们这三种范围大小不同的运动,有如上所说的内在条件纲维着连贯着,它们就能形成为一种整体运动,使我们有根据把它当作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形态来理解,我一再讲过,一个社会的半殖民地性格,是由它的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引出的,是通过它的各种封建剥削造成的。而一切原始性剥削,又是把封建土地制作为其骨干或核心。这就是为什么土地这一生产条件所付太高封建代价,竟成为破坏其他生产条件(如农具、畜力、劳动力)甚至地力本身的根本症结;诸种原始资本不能流用到农村乃至都市生产事业上去,最先亦是由于购买土地太有“权”“利”可图;而整个都市的中外大小权势者的寄生基础,即使是通过了买办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一类中间剥削榨取环节,最后终归是“斧打凿,凿入木”的要落在土地上。可是,(3)正因为封建的土地剥削关系,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基础,而一切对那种土地生产所加的压力,所造出的不利倾向,又无异在不绝破坏那个基础,在不绝把农村社会劳动生产力束缚、压缩乃至支解在极其可怕的衰弱境地,那就显然表示:一种对封建专制官僚统治者意志独立的、无可抗拒的、物理的辩证的发展,正在敦促他们向着“自我否定”的前途迈进。

【注释】

[1]本文为1947年版《中国经济原论》附论五。

[2]以上均见郭王译《资本论》原始蓄积章。

[3]苏联在开始新经济政策的时候,曾使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诱惑性的口号,在我的理解上,那是富有战略性的号召,与希特拉用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来施行的国家资本主义,绝不相同——其详见即将发表的拙作《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与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此处“希特拉”系指“希特勒”。——编者注)

[4]本文为1950年版《中国经济原论》附论三。

[5]据马扎尔:西南诸省地主,占有耕地60%～70%,扬子江流域占有50%～60%,河南、陕西占有50%,山东占有30%～40%,东北诸省占有50%～70%;据拉西曼:自耕农在中国南部12省只占23%,半自耕农占25%,而纯粹佃农却占有43%。

[6]见《毛泽东选集》第7页。

[7]现常译为“俾斯麦”,下同。——编者注

[8]依据马扎尔:那在中国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当时,一般仅及包括有土地价格在内的农业资本的4%或更少一些。

[9]据毛主席在江西、福建若干地区,如瑞金石水乡,兴国长冈乡,上杭才溪乡的调查,农民中完全无牛的,平均要占25%——见《选集》第135页。

[10]见《毛泽东选集》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