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资本的社会差异化及表现

国家资本(State capital)一词,在现代西欧的社会,大体是表现为两个不同的现实形态。那种不同,不是由于资本的种类,不是由于资本的自然属性,而是由于资本的社会属性。换言之,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下,同一国家资本,是会具有不同的社会性质的。

比如,在今日苏联这种社会经济态度下,私人的动产,或限于私人自用的财产,虽然还被允许存在,但私人资本,即私人利用来剥削他人劳动的生产手段的私有,却是绝对被禁止的。因此,在苏联的经济学中,“资本”这一名词,已经具有极其不同的概念。我们尽可比较含混一点,把它全社会用以维持并扩大再生产的资财,称为较严格意义的“社会资本”(那是完全属于社会全体人民共有的社会资本,与我们通常把存在于社会中的个别私人资本,混称为“社会上的资本”的意义不同);还可因它这所谓“社会资本”的局限性(只被视为苏联社会的社会资本),即在苏联与其他国家相并成立的关系上,把它全社会或全国的资本,称之为“国家资本”。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在苏联那种社会生产关系下,国家资本是绝对的,它是资本一般,是资本全体,除了这种资本形态之外,再没有其他任何资本形态存在。既然是不允许任何其他资本形态存在,掌握政治权力的人,运用权势来假公济私,来扩大其个人经济权益的可能性也自无从存在。

可是,在另一社会生产关系下,即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就大不相同了。我们知道,许多尊重私有财产的现代国家,都有某种程度的国家财产或国家资本存在。因此,许多国家的财政预算中,经常就有一项国家事业特别收入列在里面。我们这里且不必进一步去分析这种国家与政治经济权势者的本质关系。就量上讲,在这种国家的国家资本,显然仅只是存在于私人资本的孔隙中;那有时是当作私人资本社会的“点缀品”看,而一般则是当作私人资本社会的“便利”品看,因为根据私经济或私人资本的权威发言者亚当·斯密所说,如像交通土木公事一类社会事业,对于私人资本活动,极为必要,但由私人经营,暂时不一定有利,或者足量资本额数的筹集,不易期之于私人的场合,则由国家承担起来,结局,这种性质的国家资本,就从资本主义经济发轫的当时,即为了便利或配合一般私人资本的发展,而与私人资本并存着。从这里,我们显然可以看到,这种形态的国家资本,与苏联的国家资本比较来看,那不过是表演着一种附属的陪衬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私人资本,即使不是资本一般,却无疑是资本主体。从而,在私人资本与国家资本之间,便存在着一个可以“相通”,可以“转化”,或者可以“假公济私”的可能的空隙。不过,这种“空隙”,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是有着极其不同的限度的。

在资本主义的幼年期,即在私人资本开始形成的期间,政治上还是表现为专制主义的,官僚主义的,封建主义的混合的形态。因而,“夺取寺产,欺诈让渡国有地,盗掠共有地,掠夺封建所有地氏族所有地,把它在无所顾忌的恐怖主义下,转化为近代私有财产”,就可行所无事的照着意向作去了。而在动产方面,“以国民名义为装饰的大银行,在出生之始,即不外是一个私人投机者的公司,它站在政府方面,借着政府给予他的特权,而取得以货币贷与政府的地位”,而它由此又是国债的债权者了。“国债的债权者,实际并不曾拿出什么,因为它所贷与的金额,转化为容易转移的公债券了。这种公债券在它的手中,和同额硬券有相同的作用。由是产生了一个无所事事的食利者阶级。”^[2]再往前去,私人资本逐渐在社会取得了优势;私人资本所有者阶级,早已为了保障他们既经取得了的资本权,强烈要求一种更适合他们权益的政治形态;他们尽管是利用政治特权胡乱取来的,却不愿他人亦利用政治特权再胡乱劫夺去。“侯之门,仁义存”,明辨权利义务,明辨群己权界的法治精神被强调和被遵守了。

资本主义经济在适合它的政治制度的保育下,得到成育发展之后,国家的全部权力,都被当作全体资本家阶级共同享有,共同运用的东西。当私人资本发展的前途显得非常光明,其机会又非常之多的时候,一方面,在国家名义下从事的经营,已经会相对的变得极不重要,或极为有限;另一方面,政治权势者利用职权来扩大其私人资本,不但渐成为不可能,且渐成为不必要了。所以,在典型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官僚政治”这一用语,即使不时有人还用以攻击政府,但与其初期形态比较起来,几乎是另一意义的东西,也就因此之故,“官僚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这一阶段,几乎是不大有人谈到的名词。(www.xing528.com)

可是,当这典型的自由——个人主义经济发展到转形阶段,国家逐渐伸展其干涉统制的行动了。这在一方面看来,仿佛是政治上的人物,逐渐对经济的发言权支配权增大了,但从另一方面看来,却又表示是经济上的人物,逐渐对政治的发言权和支配权增大了。

简单的分析这内情,即是:适应自由经济的政治形态,就是所谓议会政治或者政党政治。因为这种政治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又因为资本主义在它最初发生的过程中,就已经包含有内在矛盾,包含有对立物——劳动者阶级在里面,它向前发展,这对立物也跟着发展,从而,本来是便利资本主义经济的议会政治,就因为劳动阶级势力增大,劳动者阶级在议会中的势力增大,而变成了不适于或妨害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东西。结局,与劳动者阶级立在对立地位的资本家阶级,就要求修正或根本否定这原来为他们在前一发展阶段所多方促其实现的政治形态。至若为什么有的国家根本否定这种政治形态,有的国家却又以修正这种政治形态为满足呢?那实无关于它们政治经济势力者的态度,是激烈还是和缓的问题,而根本是关系影响或左右他们那种态度的不同经济条件的问题。大约后起资本国家在产业组织上,一开始,就必需而且可能采行比较集中,比较高度有机化的形态。其所以必需,乃因非如此,不足以在商品市场上与先进资本国家相竞争;其所以可能,乃因它得利用先进资本国家的经验和技术条件。可是照应着这种产业组织,它们的银行资本,也很快的采取与产业结合并支配着产业的金融资本形态。金融资本的寡头支配局面一经建立起来,这个时期的国家干涉,就与初期的国家干涉有了不同的性质和内容;国家或政府,必得变为直接执行金融资本家意志和命令的机构,包含有各种社会阶级势力的议会政治,到这场合,便变成了妨碍独占金融资本家自由表现意志的障碍物,这已隐伏着议会政治自我扬弃的危机。而加速这危机暴发的有力因素,就是,当后进国家产业组织一开始就采行比较集中的形态的时候,它的劳动者阶级的社会组织,亦很早很快就表现得声势浩大,就表现为资本家阶级的直接威胁,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具有先天脆弱性的德意诸国,就相率出现否定议会制的法西斯政治形态,它们就都不约而同的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措施。大资本家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国家在对外表现为国家主义经济实行的主体,在对内表现为国家社会政策施行的主体,无非是在贯澈大资本家们的利益的要求。所以,我们由此知道政治上的人物对经济的发言权支配权的增大,只是在经济上的人物对政治的发言权支配权增大了的场合,才有实现的可能的。

我们在这里所要知道的,是在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下,所谓“国家资本”,究竟具有怎样一种新的内容。这是需要从长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