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制度的地主经济特征及其政治形式

拙著《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被译成俄文,被介绍到苏联社会经济学界去,对我来说,是莫大光荣;同时也是我向我所敬爱的苏联同志们求教的好机会。我不能不对主持翻译这本书的机关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本书是写在解放以前的对日抗战期中。当时我们国家的天灾人祸异常深重,绝大部份的国土仍处在蒋介石集团的黑暗统治下。买办阶级经济学者们盘踞大学讲坛,控制社会论坛,用反动透顶的,多方为帝国主义宣扬的经济理论,特别是奥地利学派的唯心主义经济理论,毒害青年学生,使他们看不清社会的本质,看不出革命的前景。作者当时在中国南方一个大学(即中山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极力主张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要求学习政治经济学须结合中国实际,须运用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理论,来解析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实况,并指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必然归趋。这本书,就是依照这个愿望而边讲边写出来的产物。由于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限制,加以搜集资料不易,明确表达实况也大有“禁忌”,就使这本书先天存在着许多缺点。解放后几次重印,虽然使我们有了不少改正缺点错误的机会,但是,已经完成的作品,总是容易叫作者受到惰性的支配的。应当修改而没有根本改变过来的地方仍旧不少。所以,我在这里,不得不十分抱歉地向我所敬爱的同志说:这个被提到你们面前的著作,实在有不少漏洞,殷切期待着你们的指教。

为了更好地争取苏联社会经济学界的同志们的帮助,我觉得把本书中的有关中国性质的某些观点,扼要地提出来是非常必要的。那些论点,有的是由我提出,有的是由他人提出而由我运用发挥的较多。但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在中国经济学界、史学界得到一致的定论,也就是说,那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并需要争取各方面来共同商讨的。那些论点,分别散见于全书的各篇章中,按照不怎么严格的逻辑顺序列举出来,就是:

(一)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即有别于西欧各国领主型的那种地主型的封建制度,在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侵入以前,已经处在逐渐蜕变解体过程中;资本主义的萌芽,正期待着解脱它并助长它的变革,但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把这个历史道路歪曲了,它没有沿着应当发展的方面前进,而逐渐形成依属于帝国主义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了。

(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是大英帝国侵入中国以后不久,就发现它要打交道的中国封建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组织,和它们自己原有的,乃至和它们在其他亚洲国家所遇到的那些封建的经济政治形态,颇不一样。如其说,许多西欧国家,以及有些亚洲国家的封建制度是领主经济型的,中国自秦代以后的典型封建制度,则可以称之为是地主经济型的。在领主经济型的封建制度下,作为基本生产资料的土地,是由分封取得,农民以半奴隶的身份,被束缚在贵族领主的领地上,为他们所奴役,没有人身的自由。在地主经济型的封建制度下,土地却基本上可自由买卖,因而在土地关系上,就出现三种不同的人:一是拥有土地者——地主或自耕农;一是租用土地者——佃农;一是为他人耕种土地者——雇农。这种制度在中国从来就是封建的,但却表现了一些近代西欧各国资本主义萌芽期的外观。“千年田地八年主”,任谁只要有了钱,就可取得土地,他是商人也好,高利贷业者也好,官吏也好,同时,官吏或贵介人物,只要他们自己不觉得面子过不去,法律也并不禁止他们做商贾和高利贷者,他们一般也是这么做的;至于作为直接生产者的雇农,尽管最贫困也最低贱,但他可以为自耕农劳动,可以为地主劳动,也可以为佃农劳动,至少在形式上像是“来往无牵绊”似的。在一定程度上,土地商品化了,劳动力商品了,加以大量的土地剩余劳动生产物,以租税的形式,提供国家,被投到市场,也商品化了,于是一种异常活跃的流通经济场面,一种“准市民”的生活形态,在其他国家是到了近代才有的现象,却很早就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这曾经在中国大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成为经济学界、历史学界掀起两大论战——主要以中国封建制度阶段的起讫时间问题为中心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主要以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是属于封建的,还是属于资本主义的这个问题为中心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关键点或焦点。就是到了解放后,论坛上有关周代封建制度性质,有关最初资本主义萌芽……一类问题的论争,还因为有些学者没有把领主经济封建制度和地主经济封建制度的区别加以考虑,而陷入无休止的争辩中。但我这里要着重提到的,就是像我们这种具有极大流动性的封建体制,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商埠、办工厂、经营金融交通事业、争取廉价原料和劳动力、推销制品,是能够不大动手术,就可以很好地配合上来的。

(三)如其说,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们的传统的封建生产关系,颇有兴趣,它们对于我们建立在那种经济基础上的专制官僚政治形态,就应更有好感。中国是一个土地大、人口多的国家,对于这个国家的统治,除了运用原有的社会经济组织外,还必须运用与其相配合的政治形式。在领主经济型的封建制的基础上,由于贵族领主是在各自领土上,统率农奴,形成一种经济自给的庄园,大小领主贵族诸侯们,就容易形成割据的分立的局面。而在地主经济型的封建制的基础上,情形就颇不一样,作为社会基本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基本生活依据的土地,无论归谁所有,都要向国家缴纳赋税(在形式的法律上,就是属于大贵族领有的土地也不例外)。国家在全国各地区分设官吏,征取税收,输供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则对大小官吏给予俸禄。结局,这种“设官而治,给俸而食”的制度,就比之“分田制禄”就地取给的制度,没有多少经济独立性,而形成中央集权专制官僚统治局面。这一上层建筑,又反过来从多方面影响那个封建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1)提供到国家或中央政府的大量贡纳品或土地剩余劳动生产物,变成商品,变成商业资本活动的重要对象,因而为官僚政治乃至士大夫商人化准备了物质前提;(2)官僚政客士大夫不仅插手商业,染指高利贷业,垄断侵渔土地,并以官家名义,统制对外贸易,把一切有利可图的工矿业,如铁业、盐业、纸业等,都变成“官业”,使普通的商工业者无法问津。这是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流通经济尽管相当活跃,却总是流转在土地买卖和商业高利贷业之间,不易向工业方面找到出路的原因,也可以说不易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因。

(四)帝国主义侵入后,它不但从经济上看出了中国传统的封建生产关系,不需要大改变、大编组,就可以很好地配合它的侵略活动,同时还从政治上看出我们那种专制官僚统治,如添组进去它所亲自培养的更信得过的大小买办的力量,就完全可以满足它对中国行使间接统治的要求。在中国大革命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发动以来,帝国主义者为防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力量,不惜多方协助中国反动的蒋介石集团,加强野蛮的专制统治,并利用传统的搜刮掠夺方法,使天下的资源财富变成四大家族的私有财产。临到解放前夜,我们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及其政治配合物,已经很突出表现为买办官僚资本和买办官僚政治了。那虽然从德意法西斯蒂那里借来了一些“统制经济”、“全体主义”……之类的遮羞名色,骨子里无非是所谓“亚细亚的”剥夺占有形态的扩大加强罢了。

(五)可是,不论是帝国主义者抑是它在中国的代理人——蒋介石集团,都毕竟太不明了我们那种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特别是不明了那种规律在新历史条件下展开的矛盾运动。中国地主经济型封建生产关系的支柱是农业和手工副业结合成的所谓农村共同体,是作为所谓亚细亚的高率地租(从而连带着高率利息和高率中间商业利润)的补充物而存在的。农民不拼命搞各种可能的副业,他们就不可能承担起高达生产物百分之七八十的地租。可是农业和手工副业结合起来,就要排斥商业,在一定程度内,排斥高利贷业,尤其是排斥帝国主义所殷切希望推销的制造品,特别是纺织品。结局,使用一切策略破坏中国农村的副业和手工业,就成了帝国主义者及其经济关系人首先要在中国完成的一大任务。当我们半官方及社会的农村调查报告,用非常惊人的数字,证明他们的破坏工作做得很彻底的时候,高利贷业者、土地侵渔者以及贪官污吏……很快地见机参加进来了,农民大批破产,背井离乡,我们社会特有的传统的经济恐慌,就在酝酿一次像我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千百次的大规模的农民暴动。这一在中国每个王朝末期都像很有节奏地重复着的规律,蒋介石王朝是想借帝国主义力量来防阻它重演,有如清王朝借帝国主义力量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一样,它的帝国主义主子也是打这样如意算盘的。然而,它们都算计错了。苏联十月革命后,一切落后国家的农民,都要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领导下,成为有觉悟有组织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队伍。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领导我们的广大农民运动,把工人和农民团结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队伍,把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蒋介石集团从根打垮,最后把中国几千年反复重演着的盛衰兴亡规律永远结束。

此外,我还想补充这样一点,中国农民的革命性,也许多少可以从中国地主经济型的封建体制中,去找到一点根源。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不时教导我们,中国人民的革命冲天干劲,和他们的“一穷二白”有关。中国那种封建生产关系和专制官僚统治形态,自始就不允许社会的积累投到工矿生产业上,因为一切有利可图的这类事业,都贴上了各种“官办”的标签;在高率地租,高价土地,有土斯有社会势力的条件下,农民要从土地收入中有所积累,特别是要把可以挣到的积累,投用到土地生产上,是非常困难的。谁有了钱,不是买更多土地,就是拿去放高利贷或在商业上投机。帝国主义侵入后,这种历史发展方向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要说有变化,只不过是有更多的不事生产的投机勾当可干罢了。一般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不但无机会谋利,甚且也无门路谋生。他们是太贫了,因而也就贫得太干净了,没有受到资产阶级社会个人自私自利的发财致富思想的腐蚀。我们解放前后的土地改革,进行得非常顺利,实行农业合作化,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不但不留恋土地私有权,反而干劲冲天地加速实现了党所提出的农业发展纲要,以及其他新的创举,迅速地展开来。

真是坏事辩证地产生了好结果啰,但我决无意夸大中国社会史的特殊性,也不是要从历史上去找我们当前发展变化的原因。当前世界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总形势,把一切特殊的历史条件的作用,大大地减弱了,“条条道路通罗马”,无论是具有怎样特殊传统的封建体制或资本主义体制乃至严重的奴隶残余的国家,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下,都可以找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这不等于说社会历史的研究是不必要的。(www.xing528.com)

在这本书中,我已讲述了我们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究竟保留下了多少过去传统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因素,在最近将来,我还企图研究一下我们那种经济形态,究竟对我们已有的,或正在进行中的大变革,会发生哪些影响。

这一切,都殷切期待我们苏联社会经济学界的同志们的教正。

1958年9月8日

【注释】

[1]1947年版《中国经济原论》原书标题为“新版序言”。——编者注

[2]1950年版《中国经济原论》原书标题为“解放后新版序言”。——编者注

[3]此处应指《毛泽东选集》,唯不知具体指哪个版本。——编者注

[4]本文曾以《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若干关键性的问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一书的俄文译本序言》为题,载于《学术论坛》1958年10月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