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面的说明,我们已了解中国的利息形态与利润形态,正好是我们那种商品、货币与资本运动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虽然它们分别对于那种商品、货币、资本运动过程,同时又在尽着规制或者调节的功能。
本来,利息及利润,都可理解为关系资本流通的调节因素,是资本流通的原因,同时又是资本流通的结果。资本不问其来源如何,它在社会作为产业资本使用,作为生息资本使用,抑是作为商业资本使用,一般是把利润(产业的与商业的)率或利息率作为其流通的指标。迨它依照这利润率或利息率的高低,而确定了用途,这用途就将以等于或大于或小于原来作为其流通指标的利润率或利息率,给予它以报酬。但这样的资本流通过程,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已经一般确立了的社会,才能实现的。换言之,就是要产业资本在总生产过程中,把生息资本及商业资本,分别作为其经营货币与经营商品的助手的关系已经确立了的社会,才能实现的。
像在我们这种社会,商品主要还不曾脱却单纯商品的形态,它生产出来,有的即使不免要投入流通过程,但其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利润,由是,它所由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甚且不是当作资本。货币主要亦不曾脱却适应单纯商品流通的形态,它的运用,并不是为了拿去购付生产资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或者实现商品的剩余价值。这种商品形态与货币形态,已经先天的限制了它待转化的资本的流通性质。
不过,我们的商品与货币如系完全采取这种形态,则我们社会如其发生资本流通问题,那就只是高利贷资本与商业资本间的流通问题。只有高利贷的利息与商业利润(我们暂且不涉及地租)在其间发生不大明确定规的调节限制作用。
但我们的商品货币关系,至少,已早允许产业资本取得社会的存在了。而一向当作资本流通之节制因素的高利贷利息与商业资本利润,早已不能完全忽视产业资本利润在其间的作用了。根据上面的研究,我们似可在这里指证一个定则,在产业资本已正式对高利贷资本及商业资本采行对立姿态,但却又不曾成就其对后二者之统治,即使后二者转形变质的受其支配的场合,后二者始终是“朋比为奸”的给它以阻碍。比如说:在利息变异过于悬殊,且又形成了各种基准,以妨阻产业资本利润平均化的场合,商业资本利润,就更好利用产业没有一般利润率的机会,依各种方式侵蚀产业的利得。同时,在商业正凭借外力,从多方面予产业以打击的场合,产业就因它自身无法造成扩大再生产规模的积累,乃不得不在高利贷资本、新式银行资本乃至外商银行资本的多重差别利率的束缚拑制下,受到迫害。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在本质上是有对新式产业资本采取共同行动的要求的,但这要求,是通过许多事实表现出来,而其中比较有决定性的事实,就是商业资本是最易改变用途的,与产业资本比较,高利贷资本乃至银行资本,亦有此种性质。因此,在产业前途荆棘孔多,利润难有把握的情形下,生息资本与商业资本间的交往,就更形密切。社会资本就主要是把商业利润与生息资本利息,作为其流通的机键。而在此两者中,生息资本利息率,更作了商业利润要求的指标。过去产业证券市场的不振,而金融市场、公债、地产市场,却意外显得热闹,那也可以看出此中的一些盈虚的消息。
但是,我们还有需要在这里顺便说明的一点,即利息的差异及其变动过大,对于产业资本诸多妨碍,那同时也不会妨碍商业资本利润率的一般化么?这是容易解答的。商业资本在它不曾当作产业资本的一个辅助部分,而采取独立形态的限内,尽管在某些场合,还要把比较市价与生产价格的任务,摆在商业方面,但在商业者本身,却并不希望把其中的底细揭穿,它的欺骗哲学,是要在不成规律,没有章则的情形下,才好“混水摸鱼”的(虽然在它变质为现代性商业的其他条件齐备了的时候,它却又特别的需要规律与秩序)。所以,利息率上的莫大差异,它倒很可当作一个有利的条件来利用。即非如此,它的流动性与机动性,亦是不难让它去有效适应那些不同利息基准的。也许正因如此,新式工业乃至工场手工业独立手工业,尽管对于各地利息变异,感到是它们经营上的大障碍,但一般商业却像是很能应付裕如的。
抗战发生以后,整个国民经济改变了它的轮廓。利息及利润各别的及其相互的关系,自然也有不少的变动。但变动不论发生在哪一方面,却并不曾改变我们上述的定则,也许更把那些定则加强了。(www.xing528.com)
在抗战初期,社会资金在要求高利得,同时,更特别要求安全的情形下,都相率以更迅速的步调,沿着以往的集中途径,汇挤到外人势力所在的沪港各埠。由于货币改革,统一发行的结果,实的金银尽管在维持外汇及资金多方逃避的情形下,陆续外运了,而虚的资金,即用各种票据、证券代表着的资金,却分外显得充斥。自限制提存令公布,国人的银行钱业,早变成了金利生活者的畏途,各种商业投机活动至是乃更趋剧烈,商业利用战时种种有利条件,利市百倍,生息资本利息,已显得黯然无光了。
迨沪港相继沦陷,对外贸易全部陷入绝境,商业的买办性是暂时被中止了。但因其买办性中止,并非由于产业的发展,同时,产业上已有的薄弱基础,且还随买办性条件的丧失而归于瓦解,这就使商业得恣意利用仅有的现代商品货币发展关系,又利用一切因产业不发达而保留而强化的落后社会关系,而尽量发挥其投机操纵的性能。商业上的暴利或高率利润,已在货币膨胀、物价飞涨中,把产业资本利润乃至生息资本利息,压缩到了不足齿数的程度。社会资金似乎只在把某些部门或某些地区的特殊商业利润,看作其集中的指标。不独政府提高利率、奖励存款的金融措施,收效不见显著,就是受到多方资助支持的产业利润,亦不能惹人注目。生息资本利息和产业利润,简直像失掉了它们对于资金流通的制约作用。
不过,生息资本与商业资本,究不失孪生兄弟。商业高率利润的来源,如果是得自商人以外的其他社会阶层,则由此造成的其他社会阶层的贫困与缺乏,就定然会为生息资本造出需要的前提;同时,社会资金集中到商业方面,一方面虽会因此形成游资过剩现象,另一方面,却并不因为商业上游资过剩,就断定一切商人或一切准备经商的人,都有足额的资本;在商业愈集中,有愈大的规模,就愈能运用落后社会关系,发挥其囤积居奇本领的情形下,商人虽然因货币不绝贬值关系,想不绝用去他们手中的钱,但同时为了较大量的买进,又需求备有较多量的钱。这就是说,社会各阶层乃至商人阶层本身,都需要钱。那还不是生息资本的活动的好机会么?银行不能吸收存款,只不过因为银行所定利率与商业利润太悬殊了;工业上资金周转不来,只不过因为工业所能担当的利息太轻微了,在有了钱,尽可当作商业资本用,而不必当作生息资本用;当作商业资本用,不仅要时髦些,且还没有更大更多烦累的场合,如其要从他贷款,他就显然会把他的利息率,提高到以商业资本为水准,不但如此,他为了要保证这种高利息率,一定会采取实物形态。以实物借偿,如借钱还物,借物还物,在战前,只是在较落后地带才实行,而于目前,则已差不多当作一般的形态在普及着,已经像传染病一样由农村扩展到都市了。这种实物借贷的利息率,如借谷1担,或借1担谷所值价格50元,约定一年子母偿还2担,就实物讲,已是100%的利息率了。这在战前,本是列在第三基准的高利贷的利息率,但在今日,除了官方银行带有救济性质的额定放款外,任何生息资本,必不会以这种利息率为满足。可是实物贷偿,就除了这100%的实在利率,还有一个算法。如在借偿的一年期内谷价由50元涨到100元,是50元变成了200元,是400%的利率;如谷价由50元涨到200元,谷2担,便是400元,是800%的利率。在这种条件下,或在更高的实物利率的条件下,生息资本的利得,就不一定比商业资本的高利润,更有逊色。商业资本被换成了实物,商家是希望其大涨特涨,愈涨愈有利益。生息资本以这个形态贷放出去了,贷借者亦是希望其所偿贷对象物的大涨特涨,愈涨愈有利益。在这种限度内,生息资本简直变成了商业资本的一个亚种。它贷出去,就等于囤积在那里。不过,囤积只收得涨价的利益,而这种特殊的囤积方式,还使被囤积的东西,自己成倍的增殖起来。
不过,生息资本不论怎样变形变法似的在适应商业资本统治的特殊场面,它在实际活动上,究有了不少的变迁,生息资本的利息率,已经不是商业利润的指标,反过来,商业利润率,却或隐或显的做了生息资本利息的指标。在这种现实变动过程中,过去的三个利息基准,亦早不能支持其原有的限界了。外人的金融势力,在战时沪港沦陷而失其活动基地,战后形式上的不平等条件撤废,亦多少有限制影响。中国都市金融业与农村高利贷业在利息率上的大差异,不但被异常高率的商业利润显得其极其轻微,就是新式银行业要求过去高利贷的利息率,一般人还会特别予以“同情”的原谅。一切已变得使人不能用原来的评价去考察当前的金利行情了。然而形式上不论怎样改变,不论商业资本利润在战时如何规制着生息资本利息,而目前的非常可怕的高率生息资本利息,又在如何制约着商业资本利润,它们任一方面的暴利,或相互间角逐比赛所挣得的超额利得,最后都是把国内大大小小的生产事业作为牺牲。
【注释】
[1]原文“Stuart”,此处应是指Sir James Steuart(1713—1780)。——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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