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表述的中国货币诸机能,显然是通过中国社会关系,通过中国社会的生产条件与交换条件而发生的。在商品经济的总的表象中,一方面是商品运动,另一方面就是货币运动。货币诸机能的发挥及其体现,并不是也不可能由商品生产及交换关系的外部投入或发生,而是从商品经济活动的内部表达出来的。因此,我们在某种限度内,尽管可以认定货币本身的不健全,成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但却不应过分强调的说,我们商品经济关系的不发展,主要是由于我们的货币在促成商品流通,促成资本周转的圆滑进行上,没有尽着现代的机能。我们这样设想,很容易发生这样的错觉,以为货币本身一有改革,一切原有的货币机能,会从根改变,整个商品经济会跟着发展起来。这错觉一直支配着我们的经济学界,到现在,大家还有意无意的把社会经济上的变革,缩约在货币的“变革”的努力上。其实十余年来的现实经验,早把这种错觉,证示得明明白白了。现在且来考察一下货币改革以后,我们在十余年来的货币运动上,发现了怎样特异的倾向。
一九三五年所成立的新币制,在中国货币史上,总算开了一个新纪元。新币制的最大特点,无疑是把白银在国有方式下集中到政府手中,政府主要的用贮积的白银作为准备,发行流通券来流通。这种措施,把原来银本位的许多缺点,部分的改正过来了。以前杂多的货币,阻碍流通,阻碍发行,现在货币统一划一,流通的范围逐渐扩展。在全国较大都市及较便于交通的区域,固不必说,就是许多落后地带,一切封建性的地方性的,乃至私人性的铸币及纸币,都逐渐被中央的银行券及辅币所代替了,纸币发行权、铸币铸造权,已大体被统一于中央政府,于是我们的货币,至少已取得了现代型的外观。
我们是无须在这里详细分析这次货币变革其所以成功的国内国外的原因的,但沿着我们前面的论述程序,我得指出,货币如此的改革,在当时经济极度恐慌,和商工业异常不况的情形下,与其说是由于适应商品生产交换关系发展的要求,毋宁说是想借此改进财政金融乃至国内外商业的不况景象。这只要我们回忆一下当时白银大量输出,入超逐渐增加,和为经济恐慌长期困恼,希望借着稳定中国币制,以增进对中国输出的国外资本的如意打算,就可见一斑了。
惟其如此,不管大家怎样强调着,说币制改革后的长期抗战乃至抗战结束后的全面动乱如何把新币制促进生产发展的作用减少了,但这是一件不能证明的事。而事实为我们确定的证明了的,却是这种只在形式上取得了现代外观的货币,在十余年来的战乱过程中,似乎只发挥出了与它的外观颇不相称的本质。
它的第一个本质的表现,就是与中国历代传统政治有关的财政的性格。专制政治的权力,就通过货币发行在经济上表现出来:财政发生困难用货币来弥补;所谓国家银行的增资,或国家银行对于私人银行的加股,也是靠发行货币,由于发行货币比较其他任何征敛方式容易,又进而不惜任意膨大财政的支出,为扩大买办官僚资本创造机会和条件,这样使货币的财政性格愈来愈明显了。在长期战乱的当中,大家很有理由感谢货币改革,说货币改革的结果,使我们借此渡过了种种财政的危局。但迄乎今日,我们又似乎已经深陷在这通货膨胀的泥淖中,而更有理由说,如其不是由于货币改革增大了通货任意发行的可能,当前的经济危机,也许不会演变到如此深刻而沉重的程度。尚不止此。
它的第二个本质的表现,就是与中国现代经济特质有关的商业的性格。我们已讲过,货币运动与商品运动原是互为表里。货币与商业的依存关系,是非常明白的。但现代货币对商品对商业周转的最后任务,乃在加速资本的周转,成就生产的功能。由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再转化为商品资本,最后复转化为较大货币资本。在这种周转行程上,货币是作为引出生产扩大生产的环节。但在生产的其他社会前提条件不曾具备的情形下,货币实质上,仿佛只是为了对商业服务。而因了财政要求,不绝大量发行,且依发行增大比例而不绝相对减低其价值的货币,一直都挤塞在流通界,加强商业资本的活动,结局,就更加强化了那种趋势。
货币服务财政,服务商业的上述特质,严格讲来,正好是一个现代商品生产不发达,仅在外表上改变了货币形式的必然结果。然而,由于货币的统一发行,货币流通范围的推广,却更明显的给我们认识到它的以次诸特殊运动倾向:(www.xing528.com)
第一,货币的发行,愈是财政的,它照着其内部发展的趋势,便必然愈是商业的。一国的财政支出,主要依靠通货的发行来弥补,一方面,已说明它的一般国民经济的落后,生产的不发达,税源的缺乏,另一方面,又说明它的支出,是不生产的,是任意的,是毫无节制的浪费的,是在受着发行便利的鼓励。在生产不发达的基础上扩大消费,无论那消费是采行观兵用武的方式,抑是大兴土木讲究排场、讲究享乐的方式,都必然是增大武器与奢侈品的输入,又必然是以种种原始方式去勒索强购原料品半制品以资弥缝。因之,这样疯狂的膨大发行的货币,就仿佛只是用来分散舶来品和多方征购原产物,换言之,只是作着单纯流通上的契机,只是单纯服务于买办商业。
第二,货币愈是依上述的定律,挤塞在流通界,它原有的一切落后机能,便愈加会曝露出来,对于它形式上的统一,形式上的现代化,表现出尖锐的矛盾。照一般货币运动的法则来说,非流通界所需的货币或法币,会不停留的在流通界奔走。在继续贬价中的法币,是很少有用它来贮存的,而同时在支付上,亦必逐渐造出否定货币的事态。试想,我们的地租,即或原来有若干成份货币化了的,已早回头来实物化了。此外,如工资,如债务,如薪金,各地已在不同程度上采行实物支付的形态。在城市,外币黄金在或明或暗的代行着法币的职务,而在离城市不远的乡村,几乎通例是用旧来银元作为经济交往的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照现状发展下去,法币就连它单纯对商业服务的功能,也不易保持了。
第三,货币愈在流通过程中作着加强商业资本的不正常活动,社会一般商品(不管是舶来的抑是土产的)的流通买卖,就愈加不是由生产者依成本来作着价值价格的评定,而愈加是由商人特别是由拥有政治权力的特种商人,依他囤积居奇的本领和贪欲来任意升降。结局,生产者被商人,从而被高利贷者被特种官商收夺的倾向,便愈加明显。生产者要图自救,就只有自己整个的或部分的商人化,而社会资本的运动倾向,就大体由这种货币运动中,决定其命运了。这是我要在下一篇交代清楚的。
【注释】
[1]对于这大体为亚当·斯密所指出的,且大体为属于自然的诸种特质,马克思更独特的从社会的见地,予以补充。他说:“一般金属在直接的生产过程中的重大意义,与它们当作生产工具的作用有关。且不论金与银稀少,它们不仅比铁,甚至比铜也柔软,这种柔软性,已经使它们不能宜于这样来利用。……在直接生产过程中金银既没有用处,当作生活资料,当作消费对象,也不是非有不可,所以,不论把多少金银投入流通过程,也不致影响直接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版第116页)
[2]“随着流通中的商品价值总额的增加,各国总是觉得用银计算比较用铜方便,用金计算比较用银方便。国家富了,就使价值较低的金属变成辅币,使价值较高的金属变成货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版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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