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第二个研究阶段的两种基本对立观点

第二个研究阶段是指着由抗日战争发生前数年间即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这个期间。

这个研究阶段紧接着前一阶段,把前一阶段提出的问题,或在前一阶段研究的基础上,作更进一步的探讨。如其说,前一阶段研究的视野,大体局限在都市经济方面,这一阶段研究的重点,就大体移到了农村经济方面;和前一阶段比较,这一阶段的研究,就应当说是更接近了中国经济的本质,同时也更接近了中国经济本质研究的方法论。

为什么时间相隔不久,研究上就有这种进步呢?我们原不忽视“九一八”事变前后这些年间,正是新兴社会科学在中国学术界以快速步调传扬的期间;而苏联及日本社会科学者对于中国经济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更益以中外学术研究机关,和社会事业机关,如中央研究院、北平社会调查所、金陵大学、华洋义赈会等所作的种种农村经济调查,显然皆有助于我们在研究上采行更深入的步骤。较早的《广东省农业调查报告》,至一九二九年才全部出版;马扎尔(L．Madjar)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大纲》亦是同年草成,于一九三一年译成中文;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社会调查所的调查工作,系开始于一九三〇年,而于此后数年中,连续发表其调查研究结果;布克(J．L．Buck)的《中国农业经济》亦系一九三〇年出版。所有这些调查研究,以及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著作的翻译介绍,都只能说是我们这一研究阶段的主观条件方面的准备工作,我这里还需要进一步说明当时的客观情势。

一九二九年以后的战后世界大恐慌爆发以后,中国在事实上已变成了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采用倾销政策的理想园地。益以国内政情的动荡,战祸与天灾的频仍以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步一步地加紧,殖民地化范围的扩大,致使前此在第一次大战过程中因利乘便发展起来的一点民族工业,如纺织业、面粉业、火柴业等,相继陷于绝境;而当时由农村动乱,由金融集中到若干特殊大都市,所变态兴盛起来的银行资本,遂相率把它们的活动对象,由都市移到农村。“复兴农村”的口号是由此提出来的。由原始积累方法从农村汇集到都市的资金,俨然要由农村贷款的方式,回流到农村去。此即所谓“资金下乡”。这种“下乡运动”是一九三三年开始的。我们试一回忆当时正是处在十年内战过程中的情况,自然容易理解到资金下乡运动,还包含有借此缓和或阻遏农民全面起义的政治目的。农村在实践上被人们特别垂顾的时候,它在理论上也是必然会成为人们考察的对象的。

在当时,对于农村经济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两个定期刊物上,其一是由邓飞黄主编的《中国经济》,其一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发行的《中国农村》。集中在前一刊物中讨论农村经济问题的是王宜昌、王疑今、王景波、张志澄等,集中在后一刊物上讨论同一问题的是孙冶方、钱俊瑞、薛暮桥、陶直夫等。而在农村经济研究上表现了正确见解的陈翰笙,以及后来参加争论的千家驹都可算在他们一起。我们这里没有充分篇幅指出他们各别的题目与论点,在大体上,他们这两个壁垒,分别与前一研究阶段上呈现的两个壁垒,保有相当渊源上的联系。前一个壁垒中的研究者,如王宜昌等,与上述严、任等是采取同一立场,即认定中国农村经济商品化的程度颇高,不但农产物,就连农村劳动力,也商品化得可观了,中国农村经济已大体是资本主义的了;后一个壁垒中的研究者如孙冶方等,却又在相当修正的立场上,接受了王、潘强调中国尚是封建主义占着优势的说法。他们相互的辩驳,不仅把理论拓展到了研究的方法论上,拓展到了规定一个社会性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上,并且就小农、就商品、就雇佣劳动、就原始市场等特定经济范畴,予以较深入的探究。应当说,这阶段的研究,仍是由站在反帝反封建立场的方面,在前一阶段研究基础上,引到较深入境地的。反对派方面的意见,为了反革命的实践,也就不能不亦步亦趋了。(www.xing528.com)

所以,如把这一次论争的是非存而不论,论争的内容与方法,显然是进步多了。但美中不足的是,他们对于方法论的论难,仿佛是在所研究的对象的中国经济、中国农村经济以外来进行,而所论难的有关农业上的诸经济范畴,又仿佛各自孤立着,而没有全部系统的联贯起来。

我们对于中国经济的研究,需要再进一步,通过一种严密的方法论把由都市到农村的全般经济事象统合在一个体系之下,显示出其基本诸运动规律及发展倾向。

这是留待我们在中国经济研究第三个阶段应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