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利润形态对于产业利润的规制作用

把问题放在较广大的(还不是全面的)视野去观察,不能对利息立在支配地位,而反受其支配劫持的产业利润,同时也不能对商业利润立在支配地位,而不免受其支配劫持。

中国的商业资本形态,前面已讲过许多了。那种商业资本形态本身,就已经决定了它对产业资本的关系,从而,决定了它的利润对产业资本利润的关系。那种关系,就现代社会讲,是反常的,但就过去社会讲,却宁是正常的。影响产业利润的高率利息,在它是为高率商业利润所牵引的限内,可以认为是商业利润间接的或通过利息予产业利润的压制。以下我们将要述及它直接妨阻产业利润的全历程,因为那是不容易横断的去说明的。

在农村从事产业活动的独立生产者,他们的生产,显然是小规模的,零碎的,分散的,但却不一定是能自给的。他们需要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生产物,去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他人消费不了的剩余生产物。换言之,他们要在某种限度依赖市场,可是他们不易接近市场,也无法确定行市。由是,为他们负起通有于无的责任,为他们流通单纯商品的商人,同时,也代他们比较那些商品的价格。这一来,多少依照着价值或生产价格买卖的过程,即利润平均化的过程,就一向只表现在流通范围内的商业上。至那种产业有无利润,在何种程度实现利润,反而成了一件无从索解且无关重要的事。不但如此,商业利润最后终归是把独立生产者的剩余劳动的基础的事实,也因此掩饰了。因为独立生产者们本来就不是为了利润生产。而同时,作为其单纯商品之交换媒介人的商业经营者,如非获得赢利,就不肯去担当那在某些场合,还不免冒险的烦累。如此演化的结果,产业经营即使后来逐渐改变形态,露出了要求利润的萌芽,那利润也只能是从商业利润派生出来的。

这是过去普行于一切社会的通则。

如其说中国商业资本有它与外国很不相同的特质,它的利润,亦仍只在这个通则之下,表现为一种变例或者更加强这个通例的作用而已。

我们已在前面提论到中国商业与地权的联系,设把地权理解为体现封建政治权势的基石,则我们的商业经营者,就比较与封建权势处在对立地位的欧洲商人,有更大欺骗掠取的可能。与欧洲资本主义接触以后,我们的商业,无疑在逐渐解除其对地权的联系,但就在那种过程中,它却又找到了新的靠山,它受到国际资本或帝国主义的支持;它离开了旧的特权,而寄生于新的特权中。它似可一仍旧贯的予取予求,继续任意扩大其利得了。但这样一种推行转变,其间毕竟造出了一些限制其利得的前提。

首先,在商业与地权发生密切联系的阶段,商业主要是把独立生产者手中的剩余生产物变为商品。这时欺骗掠取的对象,是容易欺骗也可能任意掠取的农民及手工业者。到了它附上了买办特质的阶段,都市方面许多生产物,已经是当作商品生产出来,即在农村里面,为适应国际市场要求,有不少地方,不少门类的农业,已经在专门化,商品化。这就是说,这时同商人交手的对象,已不像先前那样容易欺骗,那样可以任意掠夺了。他们不但较易接近市场,他们并由生产方法的逐渐改变上,逐渐认知了产业利润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利润平均化过程,至少已由商业扩展到新式工业及制造业上了。人们至少已感知产业利润、商业利润是处在对等重要地位。但虽然如此,一般人还不易看出它们的差别作用,这也许是因为在事实上,还不允许把它们的社会关系,合理的倒转过来。我们一直还逗留在这一个境地。

现代型产业在中国的出现,自然是产业利润取得存在的前提。但产业利润被认知其存在为一事,它能在何种程度被实现为又一事。前者是关系产业性质的问题,一切以现代生产方法经营的产业,都要求利润,但它能在何种程度实现其利润要求呢?那却很可说是关系产业数量的问题,我们中国是不发生前一问题的,谁都不怀疑中国已有新式产业经营,但却易发生这后一问题,大家不已是惯把“质”的问题的考察,径行代替其量的考察么?

产业上的生产方法的变更,即由独立手工业者与小农的生产形态,变为大规模生产,并不是一蹴可几的,那是由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缓慢进行的。因此,产业利润的前提,虽会由此慢慢造出来,但它并不一定也不能就因此采取相应的平均化利润的姿态。一个孤立在旧式生产方式中的新型产业,甚至一部门孤立在其他一切旧式生产部门中的新型产业,均不能谈到平均的产业利润。平均产业利润法则,只有在新式产业在数量上,已经全面的对落后的旧型产业取得了压倒优势的场合,才能表现出来。我们的产业,虽然离这个发展阶段还远,因之,我们就不难测知中国产业利润,还不能依平均利润法则去较量它。(www.xing528.com)

但这里有一个看似矛盾的命题。新式产业在未取得压倒社会优势以前,是不能谈到合理的平均利润的;构成其合理利润的许多条件,即新产业借此对旧产业表现其有利优点的许多条件,是不能在旧的生产方法支配之下形成的;但同时它要扩大其社会优势,又须得到合理的利润以资敦促,并作为扩大再生产的手段。对于这个矛盾,近代各国是用政治的力量,加强破坏旧的关系,同时保育新的关系去解决的。我们已在利息形态的说明中,提到了有关低利通融乃至奖助的诸种方式。论到这里,又须回顾到它们在商业上采行的各种保护设施。如其说,许多近代国家的初期产业,有的甚至挣到了期望以上的利润,我们决不能因此就断定那纯是新式产业对旧产业表现了极有利的优点的结果,至少,其中有一大部分要归因于经济以外的力量的支持。这所谓经济以外的力量,除了在利息上商业政策上给予种种便利外,还有赋税上的新特点,但最关重要的,还是依各种明定的或默许的方式,使其对于剥削基础的劳动力,尽力成就其可能的贡献。

近代新式产业是这样“造就”出来的。它在初期以后,逐渐在利得的方面,获有超越商业的优势,它在社会地位方面,亦压倒了旧的产业,在这过程中,许多关系产业发展的一切条件,都改变了,平均利润化的过程,才次第由商业方面,移到产业方面;商业已经是当作产业的一个机构在作用着,它的利润,则是比照它对产业的“服务”限度而被规定了的。社会的局面,各种社会关系,这才认真倒转过来。

上面讲了这些,似乎离开本题了,但其实通是中国产业利润对商业利润关系的反面。我们已确实存在着,并在各种有利机会下,展开过近代型产业。可是,在我们产业向着现代型转化的当中,却不但不曾在利润方面,受到经济以外的力量所支持,却反而受到了那种力量的阻害。中国近代商业的买办性,其本质就是排斥产业的。它在国际资本的作用下,担当了为外国产业服务的任务,它就不需要也不能更为中国产业服务。这是中国产业很不易把商业转化成为它的服务者的根本障碍。况如依托外国特权所挣得的大利润,更助长了买办商业对于民族产业的骄矜憨态,在这种情形下,单是实行近代各国在金融、商业、赋税上所给予产业的各种“温情”帮助,还不一定能把产业利润,提到商业利润的水准,或进而超越商业利润;那颇需要采行较澈底的方法,从一般社会基础上,挖去商业资本,从而帝国主义政策行动的依据。如其那种行动依据还安然存在着,那就不但会根本妨阻产业利润受到金融赋税诸方面的特别培育,而在大抵的场合,且可能使那种培育的“实惠”,中途转化去,更反过来,变成产业的负累和压力,这早已不是理论,而是事实。

如其产业对商业之社会优势的形成,需要借政治的力量,来分别抑扬它们的利润,是一个原则,则我们在外力挟持下的国家,要成就那种社会转变,就须活用那个原则,不能同那些仅须打破国内传统社会关系的近代西欧诸国,采行同一的方法和步骤。

然而在大体上,我们似乎把那个原则看得太刻板了,或者太没有看准那个原则,因而就只就一些枝节表象方面照着先进国的榜样做去,结局,已经利用各种机会建立起来的若干产业,因为得不到相当的利润,有许多失败了,崩溃了,而可能慢慢发展新式规模的产业,亦因得不到相当的利润,有许多一走到制造业的阶段就停下了或者是没落了。产业一直在坎坷不振中,它不能由本身累积起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它就无法在量上增加优势,因而也就不能在质上表现优越,这反覆造出了致命的结局。

但事情还有比这更坏的一面。新式产业不能发达,旧式的落后产业,却竟在国内外新式产业的影响下,差不多全面临到了破灭的绝境。而同时在这种情形下被解体了的传统农工共同体,被丧失了机能作用的独立生产组织的诸要素——人的要素与物的要素,尽管无法被吸收被集中到新式产业中,但却为商业资本活动开拓了更广泛深入的通路。在这种限度内,商业资本不但不利于新式产业的成长,更使得旧式产业毁灭。它的独立发展性,因为被附上了买办性,就如同猛虎附翼一般的猖狂起来。它的高率利润的基础,尽管仍是破碎支离的新旧产业,但由于它是通过外国种种特权取得那种高率利润,这就好像是在产业的废墟上,蕃殖商业的果实似的。结局,由高率商业利润累积所扩大的商业规模,特别在国际资本作用之下,就造成了它得任意驱使御用产业的社会优势。产业尽管在被人重视,产业利润尽管被一些人看得比商业利润还重要,但产业既然一般的变成了商业的服务者,作为其“服务”报酬的利润,自然要从其主人的总所得中分派出来。

这是抗战发动以前的一般情形。如其需要提出那一般情形中的若干特例,即若干方面的产业,还能维持其场面,并在某些场合,表现了成长趋势,同时,若干方面的商业,有的早显出了衰落的征候,有的且已崩溃了,这都不是意外的。关于前者,为了说明上的便利,我将在另文论工资、论地租中分别予以补述。至若一般获得高率利润的商业中,亦有破产现象发生,那仍可就中国利润形态的特质来说明:中国商业对于产业的优势,并不能理解为一切商业都能保障其繁昌,单就商业领域说,其资本的累积与集中,同时还是由牺牲同业来达成的。大商业吞并小商业的情形,在商业不受产业规制而独立活动的条件下,是更易发生的。其次,商业利润如同帝国主义特权发生联系,则其利润的大小,就要看它对那种特权有无联系,或联系的密切程度如何。自然,各个帝国主义者的不同商业政策,也是会大大影响其依托者的利得的。又其次,在一般具有买办性的商业中,究也有不少与民族产业发生较密切关系的,特别是那一部分在前次大战的有利机会中建立起来的民族产业,自更能诱致当时因对外贸易中落,以致“惶惶无主”的许多商业,与它发生联系。据估计,抗战数年前各大都市商店的倒闭歇业,主要就是由那些产业发生恐慌所引起的。最后,由上面的说明,似乎我们的商业,也并不能完全离开产业而独立发展,纵令如此,在它的利润终归是把产业上的剩余劳动生产物或剩余价值作为其来源的限内,新旧产业的破灭,到底是会使它那种利润源泉涸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