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运动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总趋势

我们由上面的研究,得知中国资本的全运动过程,不论是累积、是集中,抑是分散,都捺上了商业或商业性的印记,而不是产业的。由商业性活动所累积与集中的,大抵是货币财产。我们已讲过的,由农村到都市,到中外银行,再流到外国的资本集中运动,也无非是这种货币财产的运动。论到这里,读者定然会发生这种反问:商业活动既包括了货币运动与商品运动,则在上述的一列当作资本的货币集中运动过程中,也一定会伴以当作资本的商品反向运动,就对外贸易关系来说,一定有与外流资金相应的大量物资的流入。这里且不用涉及不等价交换的故事,单是输入物资的品质,即可解答我们的疑问。中国物资的输入,不是为了满足产业扩展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扩大了的商业的需要,即是说,不是为了生产,而是为了消费——为了享乐的不生产的消费。全国各大都市的时髦享受,主要都是从国外供应的。这一来,即使没有不等价的交换关系存在,我们依入超付出的大量资金,亦只在国内诱致了不必要的、于现实资本无所裨益的浪费。所以,输入或入超尽管年复一年的增加,商业规模尽管不绝扩大,那种量的扩大,却不能引起质的变更,因为浪费一直在相应的扩大着。

但问题还有比这更严重的。由大量入超应当引起的资金外流,大体是三个方式予以弥补:一是逐年的华侨汇款,一是外人在华的投资(包括政治性投资或外债),一是金银条块的输出。许多人往往奇怪:中国天灾、内战、破产,成了家常便饭,而全国各大都市的浪费享受还有增无已,仿佛浪费是可依魔术来达成似的。我们即使再达观的假定:中国社会一般的生产,特别是农村生产,平均的能保持单纯的再生产规模,那亦无法解释各地继续扩大的各种方式的浪费。不错,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是更苦了,但“更苦”所挣出来的物质要素,单就国内立论,也许可以用为抵偿“更多浪费”所需增加的物质要素;甚且就国外贸易说,可用国内人民“更苦”生活所挤出来的更多物资,去换取更多的浪费材料。但我们的论点,是填补入超,是填补已经由多方增进输出而尚不够抵偿的输入。因此,国内人民更苦的享受,不过事前因此缓和了或降低了入超额,而在一定的场合,实无关于已经形成的入超额的填补。填补既经形成的入超,除了华侨汇款、外人投资以外,仍旧要落到金银条块的外运上。我们没有确切的统计,证明金银外运究达到了如何程度,但在开战前后数年间,外运的数量确是可观的。许多许多年以来,当作社会蓄积而散留在民间的金银,当作社会绝对财富体现物而看为国宝的金银,是在前述资本集中运动过程中,通过国内外银行,集中到外国了。

但金银乃至我们社会的物资,尽管不绝被抽取去,被吸收去,而以货币来测量我们的商业金融业资本,却仍旧在扩大着,并表现得分外充斥,这个“谜”是比较容易猜透的。我们在前面资本分散的论点下,已经讲到中国商业、金融业越到后来,越是把公债、地产、标金、外汇……作为其活动的主要对象,事实上,在这些场合活动的资本额的增大,仅只是价值记号的增大,比如,就公债说吧,我们的大资本家大银行家,有大量转化为国债的信用货币在手里,在他们由此按期获得一定额利息时,那宗信用财产虽然被看作是资本,被看作是生息资本,但其实它只在生息这一点上,还对贷款者是资本,它早经不是当作资本而支消了,早经不存在了。至少,亦不过是在观念上存在的虚拟资本罢了。所以,像这种性质的债权的增大,如其关说到资本,无非是虚拟资本的增大罢了。

更就地产投资来说罢,对于同一物质对象物即地产的货币价格的增减,例如,全上海地皮由10亿元价格变为50亿元的价格,再由50亿元的价格变为25亿元的价格,这种变动,如其没有地产上的现实投资在其间发生作用,则因投机操纵造出来的价值记号的加减,实在很难说有资本膨大或缩小的意义。尽管当上海地皮由10亿元价格膨大到50亿元价格的年头,地产的所有者,确因此按比例膨大了它的资产,但其唯一结果,却不过是使他在资产登记簿上多写一些阿拉伯的或罗马的数目字,弄出更多的数目符号而已。在其他物价相应增加的限内,那用英国休谟(Hume)的话说,就是“使他为了衣服、器具和马车,支付更多数量的金属货币”。(www.xing528.com)

不过,在中国金属货币大量外流的场合,不论是商业性的或金融性的资产价值额的增大,都不是也不能表现为更多数量的金属货币。也许一大部分是为了适应这种不寻常的情形,或解决资产价值增大而金属货币却不绝外流的矛盾现象(其实是不矛盾的),才发现统一货币的发行是非常切要的。货币改革在这里竟变成了中国资本运动到了战前那种吃紧阶段的必然结果。

货币改革实现以后,中国商业性的金融资本在表象上的资力是更容易膨大了,但这已经是临近抗战前夕的事,在这种意义上膨大资力的结果,却是到抗战过程中才尽量表露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