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累积形态,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规制着,资本的集中形态,亦是如此。我们很可以说,资本的集中形态,是由资本的累积形态所决定。
资本主义式的资本累积,我们已经知道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内部自我强制的进行。每个企业组织或生产单位,如其要求自存,要求不为与它同时竞存的其他企业组织或生产单位所击败,它就必须在技术上讲求改进,在设备上讲求充实,即是说,它必须多方讲求再生产规模的扩大。扩大变成了图存的一个致命的前提。所以,资本集中,成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基本法则。一切有关资本主义的经营,无疑有这个法则在其中作用着,资本主义的商业与金融业,自不能例外。但不论哪种企业上的集中,都须把产业或生产事业上的集中作为它的依据或基础。如像脱拉斯、加特尔一类组织,虽然包容了广泛的交换过程,关系商业资本活动,但却是把产业作为它的重心,商业只演着附庸的角色。就是现代庞大的金融资本,如抽去了集中起来的产业,它立即就显示为一种虚浮的存在。
反之,在原始累积形态上的集中,就完全把它的集中运动移到产业或生产领域以外了。特别是移到交换领域了,我们已经知道:在一个产业落后的社会,尽管它只存在着分散的零碎的独立小生产规模,但却并不因此就妨碍它的商业资本的扩大。经济科学告诉我们:独立的商业资本,可能与产业依相反比例而发展。引言之,即产业资本上的不集中,在某种场合,正可成就商业资本上的集中。
这是中国资本集中形态的实话。(www.xing528.com)
早在开始现代化程序以前,中国的商业资本,就对当时的产业,表现了极不相称的规模。资本所以容易在商业上集中起来,在极多的原因之中,第一要数到商人在落后社会的优越经济地位。他们利用独立生产者的无知与分散,自然成了单纯商品买卖价格的决定人,一部商业哲学,是由贱买贵卖的原则一以贯之的。他们“因利乘便”的地方,已够多了,又如在必然的社会联系,高利贷业,甚至初期新式的金融业,都在作他们的帮手,设推开论点,把我们前面已经解述过的中国土地资本与商业资本伙同活动的关系,加入考虑,更就商人传统的接近官场,且容易变为官人的事实,关联起来,社会资本很快就容易集中商人手中的事实,是不难理解的。
但商业资本集中到一定的量,理应可能改变它的质,这个论点,得从两个方面予以说明,其一,关系到资本分散的问题,将在次节讨论;其一,则是在中国现代商业资本集中里面包涵了它对帝国主义的商业与金融的关系。我在前面已讲到中外贸易的联系方式。那种方式,表明中国的国外贸易,全由外人操纵,而依属在国外贸易下的国内贸易,则显示为对外人服务。本来对外贸易也和对内贸易一样,一极的商品向其对极方面运动,对极方面的货币则向着这一极方面运动。在这里,工业品同农业品本身,并不能表示什么轩轾。但因大体上,主要输出以工业品为代表的社会,和主要输出以农产品为代表的社会,在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上是处在不平等的地位,它们的商品,就处在不平等的地位而要求,而被强制,以较大价值的农产品(或半制品),去交换较小价值的工业品(乃至一部分农产品)了。这种不等价交换本身,必然一步进一步的诱致中国经济国际化,诱使中国商品货币经济与国际商品金融发生更有隶属性别的联系,结果,在中国对外的商品往复运动与货币往复运动中,就形成一种很异样的资本集中运动。由一八六四年到一九三四年这七十年中间,只有很少几年是出超,其余都是入超。仅由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二八年的入超总额,就已达到了5390万两,这大量入超所需支付的货币额,是以中国社会资金,由农村流向都市,流向本国金融机关,流向外国银行,其中一部分再行外流,这一集中过程来体现着的,自然,集中到这任一阶段的资金,并不是无所保留,就一直向前运动,同时也并不是全不回流。事实上,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积累到了32.42亿美元(一九三四年)的投资总额,大体就是这样集中起来的。而中国现代商业金融资本的集中形态,亦不妨说明托这种大集中运动的余荫而逐渐形成,同时反过来说,也正是那种大集中运动所由形成的基础。
但在这当中,我们应肯定一件事实,即商业金融方面的破产没落现象,并不因那种集中运动而减少,且反因那种集中运动愈益强化而加多。一部分或最大一部分的破产没落,就为另一部分或另一极小部分集中化膨大化的基础。这是中国新旧产业连续破产,而新旧商业金融,也并非一律欣欣向荣的症结所在。至若在商业金融方面其所以有的能够扩大,有的不免于衰落的原因,在我们现在论及的场合来说,那与其说是看谁有没有取得帝国主义的或封建的特权关系,宁是看谁有没有运用那种特权关系的资格和本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或其投资力愈益加大,它所要求为它服务的中国商业与金融,就愈需要有像样的规模或较能集中的资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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