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险对中企在境外投资的影响

中企在境外投资经营成功与否,与东道国政治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在拉美地区,政局不稳、政令善变是左右企业港口布局的主要政治风险,而在发达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国家安全审查则更为严苛,企业投资项目面临被政治化的风险。

第一,拉美政治腐败引发政坛动荡。拉美国家在形式上普遍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然而其三权制衡机制并不完善,特别是立法和司法部门独立性弱,官僚主义严重,效能低下,难以有效发挥预防和监督腐败的制度性作用。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政策调整释放的大量寻租空间为滋生腐败提供了温床。自2014年巴西“洗车运动”反腐行动开始,巴西前总统卢拉的石油公司贪腐案、秘鲁前总统库琴斯基陷入建筑公司行贿丑闻等新闻接连被曝出。从透明国际发布的“2017年清廉指数”可见,阿根廷、巴西的排名分别为第88位、第89位;哥伦比亚、秘鲁分别为第100位、第103位;墨西哥、委内瑞拉分别为第142位、第173位。拉美主要国家腐败问题仍然十分严峻,腐败痼疾不能得到有效遏制,进一步扭曲了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损害海外企业正当利益。

第二,拉美国家政策变更几率高。拉美地区政党制度化水平普遍偏低,左右翼政党在政治理念、利益代表和具体主张上差异较大,经常造成国内朝野斗争、政治割裂的局面。拉美竞争性选举政治具有短视性,参选政党或政党联盟更加关注在有限的选举周期内迎合选民需求,争取最大化的政治支持,但缺乏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长远规划以及摆脱发展困境、兑现政治承诺的综合能力。拉美政党政治“左右钟摆效应”凸显,执政党更替、反对党“为了反对而反对”、执政联盟内部分歧等情况出现均可能扰乱原来政策执行,影响企业经济活动正常运转。譬如,2015年,阿根廷中右力量“变革”联盟领导人马克里就职后,叫停并要求重新审核前任总统执政期间的中阿水电站项目。2014年,墨西哥总统单方面撕毁合同,撤销了3天前由中国铁建、中国南车和本土公司联合中标的高铁项目,政府违约的主要原因在于反对党“质疑投标程序的合法性和透明性”;之后,墨西哥政府又提出削减联邦公共管理支出,无限期暂停这一高铁项目。除此之外,在拉美国家民族主义抬头和激化以及政府无法有力抵御自然灾害、经济社会危机等背景下,跨国投资经营项目也可能面临国有化、征收高额税收等政策威胁。2007年,厄瓜多尔就曾经突然以总统令的形式,将外国公司的石油税从原来的50%提高到99%,致使中石油和中石化联合收购后的安第斯石油公司损失惨重。(www.xing528.com)

第三,美、加两国政治干预力度加大。与拉美发展中国家需要吸引大量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不同,发达国家政府更关注企业投资的进入门槛,对企业的投资意图和方向保持高度政治警惕。其多以涉及敏感行业、危害国家安全等为由,运用行政、法律手段进行直接干预,最终导致项目搁置或彻底破坏。2018年5月,加拿大政府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否决了中交建对加拿大建筑集团爱康(Aecon)的收购事项,但爱康公司总裁认为该项目中并没有包含军事设施和技术。这也是特鲁多自2015年担任总理以来第一次否认外国收购案。美国同样对外国投资项目强加政治干预。基于同中国的战略竞争考虑,美国的外商投资审查明显针对中资企业,考察企业是否存在控制垄断目的,是否受到国家利益安排等方面。2018年7月,中远海控收购东方海外,最终获得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的放行,但前提条件是中远海控承诺从中剥离东方海外所持有的美国长滩港集装箱码头,同意该码头出售于无关联的第三方,并暂时由美国信托托管。8月,美国《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已作为“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一部分由特朗普总统签署成法,未来CFIUS将会对中企在美交易实施更严格的政治监管与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