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主义与民粹主义对港口项目的危害：一场现实的警示

令人担忧的是,欧洲各国政府对“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欧经贸合作采取抵制或不支持立场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加,而这正是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背景下由欧洲各国不断壮大的极端政党和民粹主义势力所造成的。

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紧随其后的欧债危机不仅重创了欧洲各国的经济,也在政治领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由于在两场危机中遭受了工作、收入等多方面的损失,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民众逐渐对政府政策感到失望和不满,并在选举过程中将这种不满转变为对执政党的否定,由此促成了原本处于边缘的激进政治势力发展壮大:无论是激进左翼政党还是极右翼政党都借机不断蚕食原本属于主流政党的选票,进而导致欧洲各国的政治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政治结构的变化随后又触发了政策的调整,直接影响着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开展的经贸合作项目,而比雷埃夫斯港在2015年被希腊政府叫停正是这种影响的结果。

1.激进左翼政党与反私有化

叫停中远在比雷埃夫斯港项目的是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一般认为,在经济低迷的时期,这一类政党会受到蓝领劳工阶层、失业者以及其他低收入人群的强有力支持。但现在看来有必要对这种传统观点进行一定的修正,因为激进左翼联盟在希腊大选中的胜出已经证明激进左翼政党在传统的劳工阶层之外还得到了非低收入群体的广泛支持。路易斯·拉米罗(Luis Ramiro)就指出欧洲国家的高学历人群正变得越来越倾向于支持激进左翼政党,在选举中和劳工阶层一起成为激进左翼政党的忠实选民。^[39]可以说,支持者群体的扩大是欧洲激进左翼政党能够迅速提升自身的政治影响力,甚至击败主流政党而获得执政地位的最关键因素。

之所以部分非低收入选民的立场发生剧烈变化,主要原因就是欧洲经济的不景气。不同于美国社会常常因为保守和自由之间的分歧而发生分裂,欧洲选民最关注的始终是经济问题,其投票立场也取决于处理经济事务的意识形态基础。由于选民这种稳定的左右偏好,欧洲的政党需要将相当一部分精力用于维持自身的意识形态纯正,以免选票流失。由此可知,传统的激进左翼政党由于拥有蓝领劳工等低收入人群为忠实选民,可以长期在欧洲政坛占据一席之地,不必担心自身会逐渐消亡,但为了回应这些忠实选民,政党本身也不得不固守意识形态的极端立场,缺乏调整自身政策主张的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国民经济出现重大波动,这些政党恐怕也难以得到劳工阶层以外人群的支持。然而,欧洲国家尤其是地中海沿岸的南欧国家往往拥有不止一个激进左翼政党。在这些国家中除了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蓝领工人、失业者以及其他低收入人群所支持的传统激进左翼政党,如马克思主义政党,还存在着“新左翼”政党,后者不仅支持工人阶级斗争,也支持女性主义、反种族歧视、环保主义等,而且注重支持者的年轻化。由于这些“新左翼”的意识形态立场没有传统马克思主义政党那么激进,政策主张也不那么极端,所以其选民构成也不会局限于低收入群体。事实上,大量教育水平较高的中间阶层在特定的经济情势下都会成为“新左翼”政策的支持者。不难理解,相对于低收入群体,这些中间阶层的收入和社会地位更高、影响力更大,覆盖的社会范围更广,因而能在选举中对政党形成更有力的支持。希腊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不同于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工会成员所支持的希腊共产党,可以被定性为“新左翼”的激进左翼联盟在希腊出现严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得到了包括中小企业家、白领以及公共部门雇员这类高学历人群在内的更多元社会阶层的广泛支持,成为一个“全方位政党”,由此在2015年的大选中获胜,赢得了执政地位。^[40]

当然,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更激进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政党,还是较为接近“民主社会主义”立场的“新左翼”,激进左翼政党整体上都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新自由主义,倾向于通过计划经济和再分配手段来减小社会的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平等。这意味着它们全部都是私有化的反对者,一旦在选举中获胜,就会将自身反私有化的意识形态立场迅速转化为现实的经贸政策,阻碍本国产业与外国投资之间的经贸合作。在当前欧洲各国经济尚未完全复苏、发展动力依然有所不足的背景下,“新左翼”正在不断得到相比之前更加广泛的社会支持,有较大可能赢得执政地位,进而导致关键经济政策的调整,提升了中国企业在该地区进行港口布局以及开展“一带一路”框架下其他项目合作所要面对的风险。

2.极右翼政党、民粹主义与反全球化(www.xing528.com)

欧洲的极右翼政党由于其极端的政治立场,长期不被主流社会所接受,一直是被边缘化的政治势力。但在近几年随着民粹主义的崛起,民众因为对现有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状况感到愤怒和焦虑,从而对移民、外国商品以及跨国公司等外来因素产生了强烈的排斥心理,而这种心理显然和极右翼政党的排外立场完全一致,导致后者在选举中实现了实质性的突破。例如,2010年维也纳市政选举中极右翼的自由党成为市议会第二大党;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和2010年荷兰国内选举中,极右翼的新自由党都是荷兰的第三大党;2011年的芬兰大选中,正统芬兰人党也成为该国的第三大党,加入了组阁谈判;而瑞典国内一向旗帜鲜明地反对接纳移民的民主党如今也成功进入国民议会。^[41] 可以看到,从西欧到北欧,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早已不再是边缘政党,而是利用经济与社会问题所产生的不安全感煽动民众,迅速扩张为一种“泛欧洲”的政治势力。这股势力标榜自己代表人民(尤其是那些因为全球化而利益受损的群体),推崇直接民主,不信任那些积极参与全球化的主流政党,主张通过排外的手段来解决欧洲当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排外最初针对的是穆斯林移民。民粹主义者声称这些移民抢走了本该属于本地人的工作机会,极大地占用了国家提供的福利资源,并且提高了犯罪率,危害了社会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穆斯林移民其实是代替了之前与极右翼政党政见不同的群体,成为民粹主义者构造所谓“人民”身份认同的参照物。然而,文化差异和民族认同等问题毕竟不是困扰欧洲各国经济与社会的罪魁祸首,责怪穆斯林移民也并不能改善民众因为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而受损的个人经济状况。因此,为了能够持续煽动民众在选举中支持自己,极右翼政党就需要寻找更多的“他者”来佐证自己的排外言论。

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全球化就成为极右翼民粹势力攻击的主要目标。这是由于欧洲地区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民众并未成为最近一轮全球化的受益者。具体而言,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资本和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使得跨国公司的生产成本大大下降,而发展中国家则依靠自身丰富且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吸引发达国家的企业将生产部门转移到本地区,同样获取了丰厚的利润。相比之下,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蓝领劳工阶层却因为本国制造业的转移而丧失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并且因为劳动成本较高而在和外来移民争夺剩下的有限工作机会时处于劣势;同时,由于自由贸易导致商品价格不断上涨,这部分民众的购买力也随之下降,生活水平每况愈下,从而成为全球化中最显著的受害者。^[42]这就决定了他们不会像那些受到过良好教育、拥有国际视野的各行业精英一样希望进一步拥抱全球化,推进货物、资本和劳动力的跨国家、跨区域流动,反而会和极右翼政党站在一起,相信经济全球化正是造成欧洲和其他地区、欧洲各国之间,以及欧洲国家内部各阶层之间不平等的元凶。

由于全球化具体表现为跨国家、跨地区的经贸活动,所以极右翼政党及其追随者往往针对这些经贸活动及其参与者而提出具体的诉求,例如主张加强对国家边界的掌控、呼吁粮食安全高于自由贸易、要求立法限制大财团对国家经济的垄断、要求企业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甚至提出通过闭关锁国的手段来拒绝外部的商品和企业等。^[43]这些义正辞严的诉求背后,其实是民粹主义对自由贸易和外来投资的敌视。在民粹主义者看来,跨国贸易和外来投资让跨国公司侵占了本民族的利益和资源,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而本国政府或主流政党则无力解决这些问题,反而积极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与外国资本同流合污。正因为对外来资本和本国政府的敌视,极右翼政党在未能获得执政地位之前往往倾向于发动激进的社会运动,煽动民众直接破坏国际资本流动和贸易往来所依赖的稳定社会环境,进而达到遏制全球化的目的。目前,这种由极右翼政党发起的民粹运动已经开始对欧洲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开展的经贸合作造成了有力的干扰。例如,欧盟与加拿大的综合性经济贸易协定就遭到来自比利时瓦隆地区的反对,这种并非成员国政府而是成员国内部某一地区的抵抗竟然最终迫使欧盟作出妥协,提议在欧盟和加拿大谈判之后,相关协议还要通过各成员国议会的审核批准。^[44]这个案例清楚地表明即使决策者和他国达成了有利于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的经贸协议,盘踞在地方的民粹主义势力依然有能力采取行动来直接阻挠相关合作的落实,进而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倒逼政府修改相关政策。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欧洲的极右翼政党能否像希腊的激进左翼政党那样在大选中获胜,其所宣扬的民粹主义思想都会在国内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并掀起当地民众排外的浪潮,直接冲击中国企业在当地投资的港口项目。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由于出现了特朗普这样一个“榜样”,欧洲的极右翼政党恐怕并不会满足于煽动民众来抵制全球化。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对外政策和行为已经表明其在竞选期间的极端言论绝不是一时的说辞,而是反全球化的行动纲领,目的就是清除或矫正之前新自由主义和建制派为推进全球化而造成的种种“错误”,从而让美国“再次伟大”。^[45]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的理念在英国脱欧的过程中已经得到了欧洲民粹主义势力的热烈响应,而双方在未来很可能会就此开展进一步的互动。因此可以预见,一旦赢得执政地位,欧洲的极右翼政党必然会出台一系列反全球化政策,使得开展自由贸易和投资合作的环境严重恶化。显然,这种局面将非常不利于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与沿线国家贸易往来、投资当地相关产业或在其他领域开展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