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海咽喉—阿拉伯海—保克海峡—东印度洋—安达曼海是中国西出印度洋的生命线,是中国的海上战略交通线,它分布广泛、距离漫长、持续通航、威胁多样,防御上存在诸多困难。海上战略交通线安全包括从始发港经航线和通道到达目的港的整个航运全过程。影响国际海运航线与通道安全有多种因素,主要有战争因素、地区动乱、海盗活动、恐怖袭击、跨国犯罪、海难事故、自然灾害等。鉴于存在着索马里海盗、巴基斯坦恐怖主义和分裂势力、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中东乱局、美伊矛盾、印巴冲突、大国竞争等历史和现实问题,中国有理由防御可能破坏中国海上战略交通线的情形。
如果没有大国在海上的全面军事对抗,保障海运全线通畅的主要问题就不在大洋,而在沿岸、通道和港口,尤以控制关键通道最为重要,也最为困难。滕建群也认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的最根本设想就是要在“一路”和“一带”上有一系列的港口支持。这条通道不仅仅承载着越来越多商品的流通,而且也将承担起更多的安全义务。[8]
印度洋可否自由航行取决于9个咽喉通道的安全:霍尔木兹海峡、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龙目海峡、六度海峡、九度海峡和好望角。一旦这些海峡中的任何一个被封锁或被限制,将会产生严重的经济与政治后果。其中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马六甲海峡在战略上尤其重要,成为重要地缘政治争夺的战略目标。中国在印度洋港口布局的重点首先放在了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
自2015年以来,中国海军执行任务的范围日益扩大,从领海防御拓展到“近海防御”,再扩大到整个印度洋—太平洋的“远海护卫”。中国希望在印度洋增强存在:“精心选点,低调布局,合作为先,缓慢渗透”[9]、“无论中国有什么业务,军舰都会有运输支持点”。[10]2017年,中国海军在印度洋进行了三次实弹演习,并且已于2018年2月进行了印度洋的长途巡逻。中国在印度洋—太平洋的海上投资以及反海盗任务等活动往往被视为实现海上通道安全所必需的举措,进而也有利于贸易关系的拓展和加深。中国海军则倾向于在国际合作的背景下讨论中国的海外海上活动。这也是中国的官方政策。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孙建国在2016年表示,“开放吉布提(军事基地)……将更好地支持中国军队执行护送任务,人道主义任务和其他此类任务。它也对中国更有效地履行其国际义务具有重要意义”。[11]中国东海舰队副司令员明确表示,护航任务的目标是保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并保留“战略运输通道”。[12](www.xing528.com)
中国分析人士,特别是那些有军事背景的分析人士,谨慎地认为港口投资能够让中国加强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而这对于避免外国势力的遏制以及捍卫中国海上通道安全至关重要。他们认为,商业港口,特别是那些具有发达工业能力的港口可以为这些目标作出重大贡献,并使中国的战略运营环境更为有利。
实质上,许多中国分析人士认为港口合作和提供公共产品有助于积累维护中国“核心利益”所需的软性和强制性权力。胡波主张中国必须通过部署军事、外交和经济手段建设成强大的海上力量。他认为,北京的目标是在东亚近海建立战略优势,并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北部维持有效的军事存在。[13] 梁芳强调利用“战争以外的军事行动”(包括国际海事安全合作)将增加中国与有关国家军队之间的信任,同时允许中国建造海军基地,避免引起国际社会的过度关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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