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外部协同：国内改革不可或缺

中国经济的发展开始从引进外资阶段转向扩大对外投资，从单向引进走向了双向互动。以出口拉动为主的增长方式进入瓶颈，同时需要以国内改革推动外部协同。中国传统的对外开放改革曾包括关税降低、招商引资，甚至为了达到吸引外资的目标，对外资实行超国民待遇。但是，当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发生变化，在全球市场深化、制度深化的情况下，中国的对外开放也需要相应的调整，重心从外部转向内部。在上一轮的全球化中，国际贸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通过贸易自由化推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有限。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经济实现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长，出口拉动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引进外资，外资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造就了加工贸易的大发展，加工贸易在中国出口中的份额常年处于50%以上。但是，近年来中国的出口增长逐渐下滑，出口增速从2001—2010年的年均22.7%，下降到当前的7.8%，而人口结构不断向老龄化迈进，2000年以后，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迅速减缓，一直维持在1%左右。在出生率下降，死亡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8年的12‰下降到4.92‰，依靠加工贸易模式的出口拉动来实现保增长存在质疑。

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对外开放的标准也应相应变化。从单边开放到对等开放是基础，而要求其他国家对等开放，就提出了开放中的利益交换，这种利益交换就是以国内更多的改革换取其他国家对我国政策协调。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单就特定开放部门而言是不利的，但是国家的整体利益通过其他部门综合体现出来。如果中国进一步开放受部门目标的约束，不从国家整体战略与长远利益出发，则可能导致开放经济体制建设陷入困境。从中美BIT谈判可以看出，对外开放战略的推进存在一系列的困难，在保持中国经济体制优势的同时也要破除阻碍开放的部门目标冲突。为此，“一带一路”建设的协调需要与国内改革相配合。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国内在贸易政策上推进了一系列改革。比如，“单一窗口”就是一项卓有成效的改革。“单一窗口”指参与国际贸易的各方，经过单一的平台提交标准化的单证和信息而完成通关。“单一窗口”与我国“电子口岸”建设有类似之处，核心是建立统一的政府信息平台实现数据共享，将进出口手续签注一体化。进出境商品电子数据通过单一窗口接入统一信息平台，一次性提交监管部门要求的所有与进口、出口和转口相关的标准化单证和电子信息。监管部门再通过单一平台，将处理状态（处理结果）反馈给申报人。这种电子化、一体化的操作模式可使现有的口岸执法简化为“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即“单一窗口”摒弃了以往多人员、多客户端、多单证系统的操作模式，极大简化了进出口程序，实现了贸易投资便利化。^[2]但是中国的电子口岸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它考虑到了地域的不同、管理体制的不同，分为中央层级跟地方层级两个平台，相互协作，互为补充。不过它要完成的目标和国际上提倡的单一窗口提倡的目标是一致的。上海自贸区已经开始实施“单一窗口”的管理模式，随着第二批、第三批自贸区的成立，这一模式将被推广到各个自贸区，进而推动国内政策与国外标准的协同。(www.xing528.com)

2016年6月，中国通关一体化改革在上海启动。上海开始设立海关总署风险防控中心（上海）和海关总署税收征管中心（上海），这“两个中心”立足于智能化平台，运用大数据技术，对试点范围内进出口货物实施“一次申报、分步处置”的通关管理模式。这项改革的成功经验将被复制推广到全国，这些改革政策的落实将提高国内的贸易开放。随着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合作的加深，也将推动沿线国家在贸易便利化上的改革，为双边和多边的合作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另外，从合作模式上，PPP也是一个重要途径，民营资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对于项目的高效运营意义重大。2016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外交部、环境保护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部、人民银行、国资委、林业局、银监会、能源局、外汇局以及全国工商联、中国铁路总公司等13个部门和单位，共同建立“一带一路”PPP工作机制，与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强合作，积极推广PPP模式，鼓励和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推动相关基础设施项目尽快落地。以合作机制带动内部改革进而推进外部项目合作是落实“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