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合作的空间化趋势分析

一是亚太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将会带来巨大投融资需求。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本上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为主，这些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着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产业发展失衡等不同程度的不足，如何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沿线沿带”国家的软硬件以及社会人文的发展，将是“一带一路”建设中需要关注的焦点。早在1994年，世界银行就在其报告中指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能力与经济产出存在同步增长关系，基础设施存量增长1%，GDP会相应增长1%。”从目前来看，“沿线沿带”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巨大需求，亚洲开发银行也曾估计，2010—2020年间，亚洲地区需要投入8万亿美元的资金才能够确保当前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水平。如此大的资金需求潜力，却很少有相关资金能够自愿进入。这些国家的投资具有期限较长、未来收益不确定、资金需求量大、回报周期长等风险。由此可见，这将是各国合作建立一个金融合作平台的重要原因，由于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机构由发达国家主导，并不能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融资需求，迫切需要由新兴市场主导创建更多元、收益更公平、治理理念更包容的新型多边投融资平台，拓宽融资渠道，满足发展需求。其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丝路基金”，将为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这种创新型金融实践将为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互联互通注入强劲的金融血液，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化金融合作创造良好开端。

二是亚太自贸区建设也将为“一带一路”建设搭建金融平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经济急转直下，增长陷入低迷，各国贸易也呈现保护主义色彩，各种自贸协定的碎片化凸显了全球经济加快一体化进程的紧迫性，尤其是亚太地区。目前，中国已与2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此外，我国正在推进与韩国、海湾合作委员会、澳大利亚等谈判共建自贸区，已完成中、日、韩三国自贸区，中国—印度自贸区的联合可行性研究，启动了与哥伦比亚的自贸区联合可行性研究。但是作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与欧盟、日韩等国家相比较，我国签署的自贸区协定数量仍旧相对较少，涉及的标准和涵盖的领域还是相对较低。从比较优势来看，亚太地区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在上下游供应链等衔接上仍存在缺陷，需要创建新的贸易标准，打破原有分工格局，加快产业链升级，建立新的贸易伙伴关系，推动经济往更高层次发展。2014年12月，李克强总理就中哈签署180亿美元产能合作框架协议这一事例强调，要在简化审批手续、拓宽融资渠道以及健全政策体系三个方面加大金融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从战略合作角度来看，这是利用比较优势，通过金融深化区域经贸合作的有力指引。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跨境金融合作力量将有助于推动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进程，提高“沿线沿带”国家产品的竞争力和综合国力，并推进多边贸易结构向中高端水平迈进。(www.xing528.com)

三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能源合作增加，需要金融体系作为支撑。一方面能源和金融具有较为相似的特性，“沿线沿带”国家不断深入能源合作，必然要求以先进且完善的现代化金融体系作为支撑。在与日俱增的国与国之间的能源合作过程中，所需求的金融保障也会随着合作内容和经济总量的增长而被进一步激发。因此，中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能源合作过程中可以通过构建互联互通的能源金融体系，对相关项目保驾护航，对金融体系建设进行重要的补充。这对维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安全和稳定也具有重要意义。“一带一路”倡议下能源金融体系的构建标准，不仅在于加大对能源产业发展支持力度，而且是对金融服务、产品乃至整个金融市场面向能源产业创新的整体要求。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和深化，中国与“沿线沿带”国家在能源金融领域的互动发展将会逐步辐射到更多的国家中，并能够衍生出更多的金融交易产品，丰富金融市场，逐步形成能源信贷、证券、基金、保险、租赁、信托等功能齐全的金融生态系统。同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金融市场的合作程度的加深，也为各类大宗商品和物流等相关领域发展提供更加成熟的金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