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分析

（一）政治风险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将面临两个方面的地缘政治风险：一是与美、俄、日等大国的战略博弈；二是由“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政局不稳定所带来的投资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于不同的利益都有各自的国家战略，甚至还会涉及“一带一路”以外一些国家的战略利益。近年来，美国、俄罗斯和日本纷纷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实施了力图主导地区事务的战略举措，如美国实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俄罗斯为寻求欧亚地区事务主导权而打造的“欧亚经济联盟”，日本实施的“丝绸之路外交”战略等。中国积极发展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直接投资，势必会介入美、俄、日等大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导致可能会与“一带一路”上的个别国家甚至是个别大国的利益产生冲突，面临着博弈的挑战。

另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复杂、政权更迭频繁，政策也相对不稳定，这些是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投资面临的另一大风险。据《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蓝皮书，2005—2014年，在120起失败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案例中，有25%是政治原因，其中17%是因东道国政治动荡。“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的国内政局不稳定，执政党的频繁更替和政局动荡会破坏招商引资政策的连续性，而“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很多项目具有长期性，因此，政治的不稳定对拟建项目或在建项目及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比如中泰“高铁换大米”的项目就因泰国的政局变化而中止。

（二）经济风险

在世界经济低迷的经济环境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环境整体上不如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由于存在着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和较为薄弱的经济基础，其内部的产业结构性矛盾、出口导向型经济持续萎缩等问题日益凸显，尤其是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由于长期以来对外部资金的依赖程度较高，而其本身抵御资本外流的能力较弱，这些都可能会导致较大的债务违约风险。

“一带一路”项目耗资巨大，很大一部分将流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而基础设施具有投资收益率低、投资周期长的特点，单靠项目自身收费收回投资需要很长时间。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20年以前，仅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就高达7 300亿美元。^[20]显然，仅依靠国家开发银行、亚投行与丝路基金等投资，不可能弥补如此大的资金缺口，可见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大量资金的筹集与使用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导致投资风险大幅增加。

此外，汇率风险也是经济风险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欠发达国家，不仅汇率的波动较大，而且各国的汇率制度差异也很大。企业在进行境外投资的过程中需要将本地货币汇兑为美元，然后再按照国内的汇率将美元结汇为人民币，因而可能会产生双重汇率风险。

（三）法律风险

从法系的构成看，沿途国家涵盖了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等不同类别的法律体系。此外，沿途很多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巴林、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等，均不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这些国家的有关法律、政策不受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制度的约束，导致其许多法律规范、政策与世界贸易组织要求不一致，在通关程序、技术输出/引进、反倾销政策方面存在壁垒。这些都给中国企业熟悉当地法律制度带来了较大困难。(https://www.xing528.com)

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家的制度和法规并不健全，经济政策朝令夕改，甚至在一些国家出现强行没收、国有化中国投资企业的现象，这就可能会极大地增加企业面临的投资风险和成本。以蒙古国为例，中国对蒙古的投资增速在2000—2013年反复波动，并在2013年出现断崖式下滑，而这段时间也正是蒙古国对《投资法》反复修订和调整之际，法律法规连续性差对投资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较为常见的法律风险，首先是准入风险，即海外投资因为不符合东道国相关法律要求，无法通过东道国相关审查机制而不能进入东道国市场的风险。这方面比较突出的例子，一是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二是外商投资反垄断审查机制。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东道国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对中国企业的适用更为频繁，影响也较大。其次是合规风险，即中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开始经营后，因违反东道国相关法律法规，特别是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不甚熟悉的环境、劳工、人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或制裁的风险。

（四）文化风险

“一带一路”辐射面广，沿线各国文化习俗千差万别，导致中国在投资贸易过程中会面临文化差异风险。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形成了各国文化的差异性，中国跨国企业与东道国的语言、风俗习惯、价值取向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差异明显，基于东西方文化差异与冲突产生的商业文化差异，给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和并购后的整合工作带来很大障碍和困难，大大增加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不确定性。

“一带一路”上的许多国家与欧美发达国家不同，在文化、宗教上具有自身的特点。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东南亚还是中亚地区，许多都是伊斯兰国家。其中，一些国家还较为保守，有着相当多的、不为中国企业所熟悉的文化禁忌。“一带一路”上存在着大量的伊斯兰教、佛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其社会对于企业亦有相应的期待与禁忌。中国的企业长期处于无神论的市场环境之中，往往对当地宗教、文化缺乏敏感性，极易被误解或产生冲突。

（五）安全风险

近几年来，“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的安全形势严重恶化，沿线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等三股势力活动猖獗，尤须引起关注的是，恐怖势力在沿线地区已形成“西亚中东—南亚—中亚”弧形分布的恐怖主义地带。安全局势的严峻，一方面对中国企业员工的人身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另一方面也直接影响着投资的顺利进行。在2011年的中东地区动荡中，中国在当地的投资损失巨大，像利比亚政局动荡中受到影响的投资额有188亿美元；而在2014年，越南更是爆发了针对华人企业的大规模打、砸、抢、烧，中资企业损失惨重。

“一带一路”沿线上一些国家的安全问题往往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而且经常有地区或区域外大国的支持与纵容，成为用以牵制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可控混乱”。这让安全问题的解决面临极大的难度，尤其是当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被视为某种挑战西方的战略时，一些安全问题很可能被有意制造出来用以掣肘中国，而中国企业很可能会成为其中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