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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规模的比较分析

时间:2023-05-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一)规模变化:双向投资布局逐渐形成中国对外开放从引进外资到今天全面开拓对外投资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进步,前者为后者创造了条件,是今天对外投资发展的基础;综合国力的上升与引进外资的发展离不开,同时也为今天国家推进对外投资新战略准备了条件。次贷危机以后,中国充分把握机遇,加快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引进外资的规模,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并驾齐驱,中国双向投资布局逐渐形成。

中国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规模的比较分析

(一)规模变化:双向投资布局逐渐形成

中国对外开放从引进外资到今天全面开拓对外投资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进步,前者为后者创造了条件,是今天对外投资发展的基础;综合国力的上升与引进外资的发展离不开,同时也为今天国家推进对外投资新战略准备了条件。次贷危机以后,中国充分把握机遇,加快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引进外资的规模,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并驾齐驱,中国双向投资布局逐渐形成。

表1-1 2010—2016年中国吸收外资和引进外资的情况变化 (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16——投资者国籍及其政策挑战》,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第一版,第210页。
*2016年数据来源于国家商务部。

(二)原因分析

目前,世界经济长期低迷,欧美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国际资本流动出现“逆向转移”;战略性新兴产业重新布局,一批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迅速崛起并顺势加快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全球投资规则重构和旧的全球价值链的碎片化等,使得中国培育本土跨国公司的迫切性不断增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1.欧美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国际资本流动出现“逆向转移”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全球经济增长很可能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处于疲软态势。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来看,由于持续受到国际金融危机、欧美债务危机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迟迟难以走出低谷的情况下,欧美发达经济体为振兴本国经济、缓解社会矛盾,在2009年以后陆续推出“再工业化”战略,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制造业回流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税收激励、资金扶持、政策倾斜、对没有迁返回国的公司征收惩罚性税收等。在此背景下,一些欧美跨国公司出于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考虑,将部分生产能力从新兴发展中经济体撤回,国际产业转移出现了逆向流动。这一趋势将有可能继续。

具体而言,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从新兴经济体撤资回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际产业转移的逆向流动;同时,国际产业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趋势仍在继续。因此,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投资布局出现了调整,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面临高端制造业引进受欧美国家“再工业化”战略影响。部分沿海地区服务业引资占比已达高位,但高端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外资仍然匮乏;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周边国家转移等种种困境。在此背景下,部分中国企业加快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希望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全方位吸收外资。(www.xing528.com)

2.战略性新兴产业重新布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乘势推进”

目前,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开始重新布局。不仅欧美等发达经济体通过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对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予以扶持;在亚洲,日本等国家也对新能源新材料以及高科技产业进行持续跟踪。为了促进产业升级,韩国特别制订了促进“绿色产业”外国投资的计划,确定了如智能电网、LED面板等作为绿色技术的研发目标,并出台了相应的资金支持和税收减免等激励性引资措施,以利用外资推动韩国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目前,韩国的一些国内企业已经在LED显示面板和可充电电池组技术上处于国际领先地位。[10]

与此同时,全球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持续下降,进入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开始增加,全球直接投资出现了由服务业向制造业转移的趋势。资源寻求型直接投资将面临来自东道国国家经济安全的严重障碍,这使得部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不得不改变战略,从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上去寻找机会。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和部分新兴经济体中的先知先觉者加速低端制造业的向外转移而将本国制造业发展的重心逐步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高端制造业;另一方面,中国等新兴发展中经济体为应对欧美的“再工业化”战略,在加快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也开始了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一步探索,以“乘势推进”的方式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经济溢出效应。

3.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塑

次贷危机爆发以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发达经济体地位下降,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由发达经济体居于顶端、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居于底部的旧的全球价值链出现碎片化。

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构建新的全球价值链来替代原先由发达经济体主导、代表发达经济体利益的旧的全球价值链;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希望重塑全球价值链,也会推动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同时,经济全球化带动了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促进了资本流动,形成了新的全球生产格局。

在这一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期望能否达成某种共识取决于能否建立新的制度和新的运行机制:前者由全球经济治理来承担,而后者由全球价值链来承担。但是,如何构建新的全球价值链以及如何在新的全球价值链中表达各方诉求仍存在很大争议。在此背景下,2013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会时提出,各国要建设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培育普惠各方的全球大市场,实现互利共赢的发展。[11]

因此,如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这种方式,获取东道国市场、技术、管理等资源,通过逆向的技术溢出夯实全球价值链的微观基础,实现生产者驱动、购买者驱动以及混合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升级,对于中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参与新的全球价值链的构建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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