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启示

（一）虚拟财富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1990年以来，上交所和深交所开业，深圳、武汉投资基金起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期货交易诞生，股票、证券、基金、期货这些金融工具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作为一种虚拟资产的形式，它们实际上是投资的凭证。虽然在现代电子交易的条件下，其数量和价格变成了一串串看得见摸不着的虚幻数字，但是虚拟资产价格涨跌的背后却是投资者实际拥有财富的增加和减少。人们开始切切实实地体会到现代经济生活中财富虚拟化的影响。

经过20多年时间的发展，中国虚拟经济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壮大的过程，同时，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衍生证券市场和中长期信贷市场等不断发展，基本建立了全国初具雏形的资本市场。但是，用这么短的时间就一下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几十年甚至100多年的历程，使得我国资本市场中存在着许多不利于市场发展的因素，诸如投机心理严重、法律监管不足、政策导向因素所占比重过大等种种因素制约着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特别是当前我国股市与房市经济乱象，使虚拟财富格外引人瞩目：股价如过山车般地升与跌，房价失去理性地飙升，这些现象潜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从我国上证综指直观的趋势图可以看到，2005年10月到2007年10月仅两年的时间上证指数就从1 000多点攀升至6 000多点的历史高位。这其中既有理性的价值发现，也有非理性的泡沫膨胀。由于受到国际国内综合因素影响，在之后半年多的时间里上证指数又狂泻至2 000点以下。统计显示，从2007年第四季度最高点6 124.04点到2008年三季度最低点1 802.33点，上证综指最大跌幅为70.57%^〔26〕，在世界主要国家股市中表现极差。在经济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通胀逐步得到控制，整个金融形势基本平稳的情况下，股市如此大跌更是前所未有的。国际金融动荡加之国内股市的巨幅震荡，不仅使得国家、企业乃至参与投资的个人都遭受了巨大财产损失，也使得资本市场的融资与再融资功能被削弱，同时也大大弱化了其在资产配置上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到内需启动、社会就业乃至社会稳定。

图6.2　2001年至2015年上证指数

资料来源：东方证券网。

与金融市场密切相关的是房地产市场。近年来，以房地产的形式或与房地产直接相关的形式存在的资产占了中国银行业信贷资产中的半壁江山。^〔27〕房价虚高、房地产升值的同时，也使房地产业远远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

股市与房市经济乱象使非生产价值的正当性和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问题凸显出来。例如，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忽视、怀疑、贬低以及不切实际地抬高边际效用理论现象频频出现。人们关于虚拟财富的观念一旦陷入纯粹投机的窠臼，就会把对财富增值的追求寄予一种虚幻的、脱离实际经济运行的“以空套空”的手法上来，从而失去对财富本质和规律的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这不仅会带来人们虚拟财富观念上的扭曲所产生出的种种财富幻象，而且会给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因此，把握现实经济发展中虚拟财富的本质与规律，认真吸取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在经济实践中能够辩证对待虚拟财富和虚拟经济的价值和意义，引导经济有序良性运行，避免导致经济运行中的巨大波动和起伏。

（二）当下金融危机的启示

自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经济结构中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倒挂成为众矢之的，金融自由化的主张、消费推动型增长模式在金融危机中也暴露了致命的缺陷。过去10年来，美国虚拟经济的产业格局不断膨胀，实体经济不断萎缩。危机发生前，在美国经济的GDP中，实体经济所占的比重不到30%，虚拟经济的比重已超过70%，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呈现出“头重脚轻”的格局。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美元地位下滑，美元的霸主地位开始动摇，长期以来靠美元的特殊地位维系的贸易模式也面临着严重危机。反思这场风暴，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的重要启示就是：保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适度张力，对实体财富大力夯实，对虚拟财富监管导控，促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

首先，要大力夯实实体财富。实体经济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虚拟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裴小革所说：“在虚拟资本运动中，人们是以货币资本这个特殊商品为经营对象，它直接表现为分配和交换关系，虚拟资本并未直接进入生产领域，也未直接用来消费，它处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中间环节。所以它的量和运动方式要由实体资本的运动所决定。由于价值和净增加值都是直接由实体资本创造的，所以经济发展必须以实体资本的发展为基础。”^〔28〕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的决定作用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虚拟经济的产生源于实体经济的需要；二是实体经济生产的劳动价值是虚拟经济利润的源泉；三是虚拟经济发展的规模和程度取决于实体经济的规模与程度，虚拟经济的生存依托于实体经济。因此，要大力夯实实体财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基础，树立“中国信心”。

中国应该坚持做大做强本国的企业，在世界上打造出一流品牌；具有深厚底蕴的中华文化应以强大的经济力量推向全球；中国应该在国际事务中争取更多话语权。但是，我们不能学西方资本主义拼命做大虚拟经济的极端形式，扩大贫富差距，或者凭军事力量用强权政治打造所谓的“信心”产业，因为这是一条毁灭之路。我们要运用虚拟经济规律做大做强中国的实体经济，兴建民生工程，要致力于增加全体公民收入，特别是普通民众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公益投入，如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产业等；坚定地坚持以实业为主的经济战略，减少和舍弃部分高消耗、高污染产业，建立高中低端相结合的、有竞争力的、能保障就业的制造业体系和与之配套成比例的现代第三产业，为未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从短期的危机应对来看，此次金融风暴源自美国，中国并非金融风暴的直接当事国，境外投资损失有限，风险可控。并且，中国的金融机构与国际上高风险的“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的关联度不是很大。此外，中国人在消费文化上还是以量入而出为主流，储蓄率比较高。这些因素都有利于中国在金融风暴中站稳脚跟。从长期发展来看，应该依靠科学技术创新，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我国经济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近些年来，我国实体经济虽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结构性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并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我国经济体制正在经历着全面的改革，在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等经济结构上以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为指导，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大力调整。在这一调整过程中，应注意制定和落实好政策，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改革所有制，打破城乡二元经济格局，搞好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提高实体经济运行效率，为虚拟经济活动的健康运行奠定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

“中国信心”来自于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而更为重要的是，来自于科学发展观统领下对内和谐与对外和平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走对内和谐、对外和平之路，利用国际的和平来发展自己，并用自己的发展来巩固国际的和平，这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虚拟经济时代中国选择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在对实体财富的大力夯实中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质上就是要把发展的成果体现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体现在对人民物质文化需求的满足中，体现在现实的人的全面发展上。

其次，要对虚拟财富进行有效的监管导控。正确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关键是掌握好虚拟经济发展的“度”，对虚拟财富进行必要的监管和导控，规范资本市场，正确对待金融衍生品的创新。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充分利用虚拟经济对资源配置、重组的优势，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在资本结构问题上，严格保持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适度张力，使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协调发展。政府要制定和落实好政策，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改革所有制，提高实体经济效率。在经济结构调整上政府要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更好地提供适合的公共政策，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消除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领域资金流通的障碍，平衡两者投资收益率。二是按照虚拟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促进其自身的发展。在产业选择上要以新技术产业、高增长产业、有发展优势的产业和经济支柱产业为对象，为其提供金融支持；在实施中小企业发展的资本虚拟化战略上，要开创中小企业融资的新思路；在规范上市公司的产生机制上，要对现有业绩较差的公司进行以资产重组等为内容的产权运作，以便从整体上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在创新机制上，应当把开发具有避险功能的各种衍生金融工具作为虚拟经济创新的重点，审慎地增加金融品种，有效地提高服务质量；在人才储备上，应大力培训金融专业人才，这是迅速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建立稳定、健全、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的重要条件。三是处理好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不能市场化、证券化，而对人们日常生活领域的事业可以加快市场化、证券化的步伐；利用金融创新为经济服务的同时，加强金融监管，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进行严格的市场监督，杜绝一切形式的市场操纵行为，抑制过度投机，保证金融安全。

在对虚拟财富进行必要的监管和导控的过程中，政府应承担起主导作用。其一，为了实现资源合理高效的配置，政府在市场上的行为边界要有明确的界定。政府应将主要精力用于完善市场监管法律法规、依法规范市场秩序上，而将市场的一般性事务交还市场。通过法制、经济和行政等各种手段，统领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等管理机构，促进虚拟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只有健全监管，规范操作，才能有效地避免虚拟经济中过度投机的不良影响，促进经济健康运行。政府要切实制定可行法规，加强监管、促进金融事业发展。监管部门位于资本市场开放的最前沿，对于风险的监控，不仅要把风险控制在市场可承受的范围内，更重要的是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防范风险。其二是改进监管方式、强化监管手段、完善监管体制等，全面提高金融监管水平。政府以维护市场的公平、公开、公正为己任，确立监管理念，严格监管制度，进一步加强对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建立切合实际的信息披露标准，并辅之以法律法规，要求信息提供方不得隐瞒本应向社会公众提供的信息，同时不得强制要求信息提供方公开一切信息，对那种涉及商业秘密的信息应予以坚决保护，更好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其三，运用经济手段对市场进行调控时，应具有前瞻性和稳定性，加强公开业务的力度和准确度，并适度宣传调控意图以减少投资者非理性的冲动行为，从而更好地避免市场剧烈波动。其四，加强市场风险控制和预警机制的建设，建立金融风险预警的信息系统，完善高效灵敏、透明度高、覆盖范围广泛的信息系统、协调机制和监管体系，既要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也要建立健全衍生金融工具交易主体的内部监控制度和监控方法，推进虚拟经济市场可持续发展。

虚拟经济的繁荣实际上是以实体经济生产性资金减少为代价的，这种繁荣隐藏着鼓励分配、消费而压抑生产的诱导；为了生产、创造财富的目的而创造的工具本身成为了目的，这是一种头脚倒置的财富观念，会造成人们价值观的扭曲，片面追求虚拟财富增殖。因此，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和价值观，加强对人们理性思维的培养，建立防范风险的意识，对经济发展进行科学的心理预期至关重要。对此，政府、企业、个人应通力合作，共同推进。第一，政府、企业应营造诚信为本、行业自律的经济氛围。信用支撑下的市场经济规则要求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提高，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共同的理想信念，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场经济是无法正常有序运行的。第二，培养理性的投资理念，要正确认识投资的风险与收益。应普及资本市场运作的专业科学知识及相关法律知识，提高投资者的专业素质和风险防范意识。第三，应大力宣传和鼓励劳动致富、科技致富，引导人们的财富观、价值观，端正心态，树立价值型投资理念。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完善与发展，投资者短期投机一夜暴富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小，而出入资本市场的风险却越来越大，因此，投资者应以闲置资金投入资本市场，量入为出，戒骄戒躁，以平稳心态面对投资对象，而不盲目跟风，才能大大提高驾驭风险的能力。

最后，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29〕既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需要发展，更需要科学发展，遵循“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区别于传统发展观的根本之处在于，“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30〕，经济社会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没有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也就失去了基础和保障。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又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力量，离开了人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就失去了目标和动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就越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实现的发展，不是把生产财富这个手段作为纯粹的目的“以物为本”，而是把它作为手段本身服务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目的“以人为本”，这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现实要求。

当今社会没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没有和谐稳定的社会经济，人的全面发展也无从谈起。强调“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并不是说在社会经济生产中就可以不要“物”的生产或者轻视“物”的生产。恰恰相反，根据马克思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必须有自身相对于资本主义而言较为发达的物质基础与经济前提，因而社会主义必须以物质财富的大力生产作为自身发展的基础。实体经济的基础要大力夯实，实体财富要把蛋糕做大；虚拟经济的运行也不可偏废，虚拟财富要把“蛋糕”分好，以科学发展观促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两者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达到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和人民大众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曾明确指出：“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31〕邓小平所说的“我们的致富”就是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致富，“先富—后富—共富”的道路，而“你们的致富”指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致富。社会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是否以财富生产为核心，而在于两者在财富生产中“以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是“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关注“物”的生产还是关注“人”的发展。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念和“共同富裕”的社会和谐道路是内在统一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共同富裕”的社会和谐之路，正是强调社会主义在注重“物”的生产的同时也注重人的发展，在财富的物质生产过程中不断提升人的发展“能力”和“关系”等现实因素，从而不仅在生产力维度重视财富生产与创造，也在生产关系维度重视人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不仅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也追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和谐，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然而，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总量增加并不能自然实现社会和谐。如果只顾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不仅会加重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最终经济发展也会难以为继。加快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必须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妥善处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公共教育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坚持积极的就业政策，注重为农村和城镇低收入者提供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32〕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发展之路是内在统一的，“这既是社会主义生产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之所在，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与过渡的历史性显现”^〔33〕。

【注释】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26页。

〔2〕同上书，第528—529页。

〔3〕刘敬鲁：《经济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6页。

〔4〕林左鸣：《虚拟价值引论》，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www.xing528.com)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8页。

〔8〕目前国内对虚拟经济的研究方兴未艾，尚无定论。较早研究虚拟经济的成思危教授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参见成思危：《虚拟经济探微》，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刘骏民教授认为，虚拟经济是以资本化定价行为为基础而形成的一套特定的价值关系，它的基本特征是其价格不是由成本支撑的，而是由人们的观念和信心支撑的，在运行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波动性（参见刘骏民：《财富的本质属性与虚拟经济》，载《南开经济研究》2002年第4期；《虚拟价值增殖与实际经济运动》，载《南开经济研究》1996年第6期）。国务院研究室学者李晓西将虚拟经济定义为：“虚拟经济是指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的虚拟资本的持有和交易活动。虚拟资本是市场经济中信用制度和货币资本化的产物，包括银行信贷信用如期票和汇票、有价证券如股票和债券、产权、物权及各种金融衍生品等。”（参见李晓西、杨琳：《虚拟经济、泡沫经济与实体经济》，载《财贸经济》2000年第6期。

〔9〕［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资本主义的金融化》，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7期。

〔10〕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西方左翼学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若干理论的评析》，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1期。

〔11〕张雄：《财富幻象：金融危机的精神现象学解读》，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12〕“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分别成立于1938年和1970年，属于由私人投资者控股但受到美国政府支持的特殊金融机构，它们是美国两大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持有或担保约5万亿美元住房抵押贷款，占全美国12万亿美元抵押贷款的42%；其中超过3万亿美元为美国金融机构持有，1.5万多亿美元为外国机构持有。其主要业务是从抵押贷款公司、银行和其他放贷机构购买住房抵押贷款，并将部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后打包出售给投资者。两家公司是美国住房抵押贷款的主要资金来源。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股价暴跌，与上一年年底相比，房利美的市值已从389亿美元锐减至76亿美元，房地美的市值则从220亿美元降至33亿美元。房利美与房地美是两家私人所有的上市公司，但它们又是“准国有企业”，实际上承担着某些政府机构职能，两房以这种“准国有”身份享受着特权，包括可以免交联邦和地方政府的各类税收，享受来自美国财政部的信贷支持。在资本金规模这一重要的抗风险指标上，政府监管很宽容。截止到2007年底，房利美与房地美两家公司的核心资本共计832亿美元，而这832亿美元支撑着两家公司5.2万亿美元的担保
和债务。参见东方财富网：《“两房”的前世今生》，http://forex.eastmoney.com/200809080，129，2329734361.html。

〔13〕“资本扩张悖论”是国内学者鲁品越教授的用语，指资本吸收三种自然力以追求自身扩张的过程也是导致其自身自我否定的过程。按照他的观点，资本扩张是有条件的，必须吸收三种“自然力”：一是劳动力，即人类生命的“自然力”；二是自然界的“自然力”，如水力、矿藏、土地肥力等自然资源；三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即人们的劳动关系中所蕴含的生产力，如协作与分工等等。资本扩张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引起经济危机与社会冲突的“经济悖论”；在生态系统中产生资源枯竭与生态危机的“生态悖论”；在现实生活中造成了人片面发展与社会性危机的“人的发展悖论”。资本扩张在这三个方面的自我否定，构成资本扩张悖论。参见鲁品越：《社会主义对资本力量：驾驭与导控》，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54—57页。另见鲁品越：《资本逻辑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趋向——从阶级阶层结构到和谐社会建构》，载《哲学研究》，2006年第12期。另见鲁品越，骆祖望：《资本与现代性的生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1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

〔15〕同上书，第296页。

〔1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9—580页。

〔17〕A.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Verso，1989，p.183.转引自张一兵：《资本主义理解史（第六卷）：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与激进话语中的资本主义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页。

〔18〕James O'conner，Natural Causes：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ism，The Guilford Press，New York，1998，p.185.

〔19〕John Bellamy Foster，The Vulnerable Planet，Monthly Review Press，1999，New York，p.120.根据福斯特的理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反生态本质体现在以下四点：一是割断事物之间的联系将之简化为金钱关系；二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生产不是一个循环系统，而是从资源到废物堆的线性链条；三是市场规则统帅一切社会的和自然的规律，获利是最高目的，而自然和社会本身沦为手段；四是自然的施与成为资本主义的免费礼物，对自然的物质和能量资源的破坏性使用导致的结果就是生态恶化。因此，威胁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资本扩张的逻辑造成的。参见张一兵：《资本主义理解史（第六卷）：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与激进话语中的资本主义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183页。

〔20〕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页。

〔21〕马尔库塞：《单面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页。

〔22〕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页。

〔23〕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24〕吉登斯：《失控的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25〕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26〕参见《截至昨日最新全球股市本轮跌幅排行　俄超中国登上全球跌幅榜首》，载《郑州晚报》2008年10月11日B02版，http://zzwb.zynews.com/html/2008-10/11/content_21420.htm。

〔27〕参见《地产商银行合伙“绑架”楼市》http://www.sina.com.cn 2005年8月4日17：23青年时讯。

〔28〕裴小革：《财富与发展——〈资本论〉与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页。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

〔30〕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31〕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172页。

〔32〕胡锦涛：《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努力开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08—809页。

〔33〕刘荣军：《财富、人与历史——马克思财富理论的哲学意蕴与现实意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