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发展中的悖论：探讨与分析

把经济危机的实质与虚拟财富的扩张本质结合起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资本主义制度对财富追求的无度与贪婪，既是产生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的主要源泉，也是引发现代一切冲突和矛盾的社会根源。在财富幻象的笼罩之下，以资本不断扩张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内在逻辑反映出现代社会财富生成的“资本扩张悖论”^〔13〕或者说“现代社会的发展悖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现代社会的“生产悖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14〕也就是说，生产扩大与资本价值增殖的矛盾造成了生产力越发展就越与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的“生产悖论”：以限制消费为前提的资本扩张，产生的结果却是生产的相对过剩、消费品的惊人膨胀，从而破坏了资本扩张的前提。一方面，资本家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最大限度地将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不得不“节欲”以克制消费欲望而扩大生产，由此造成奢侈品购买力不足；另一方面，资本扩张欲望驱使资本家尽可能减少劳动者的消费以便在扩大生产中剥离出最大剩余价值，从而导致社会普通商品购买力不足。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与手段的“经常的矛盾”运动中引发了资本主义社会反复出现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大的“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着的、与人口相比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15〕

其次是现代社会的“生态悖论”。马克思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爆发式致富”和“掠夺式发展”产生的人的环境问题。例如在《资本论》中，他指出了大工业对农业的影响：“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机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机巧的进步”，“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16〕但是马克思并未料想到在他身后的社会中，资本扩张带来的生态环境危机已经成为与经济危机同样严重甚至更加严重的问题。法国思想家高兹认为：“生产力的经济规则与资源保护的生态规则判然有别。生态理性是以尽可能少的劳动、资本和资源投入，采取尽可能好的生产方式和手段，最大限度地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和耐用性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反之，经济理性把利润最大化建立在生产效率、消费和需求最大化的基础上，只有通过这种最大化的消费和需求才能获得资本的增值，其结果是企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整个经济领域浪费的日益加剧。从生态观点来看是对资源的破坏和浪费，而用经济眼光来看则是增长。……从生态观点来看是节俭的措施，用经济眼光来看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减少，未能充分利用资源。”^〔17〕也就是说，资本扩张过程以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为前提，对它们的消耗是资本增殖的代价。资本扩张的结果使得资本扩张的自然前提条件遭到破坏：自然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由此产生了现代社会发展的“生态悖论”。高兹实际上是提出了资本扩张、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这种论述在奥康纳的经济学分析中也存在。奥康纳认为，^〔18〕资本扩张必然导致生态危机，这是因为一方面，自然界像水龙头一样或多或少经过资本化而成为了私人财产；另一方面，自然界又像污水池一样或多或少被非资本化而成为了公共之物，于是，由于自然界的生产能力有限，资本扩张势必会遇到生态维度上的障碍，经济增长的速度越快，自然资源的耗费和衰竭率就越高，污染也就越有可能被生产出来。美国的福斯特在《脆弱的行星》中概括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四条反生态法则，^〔19〕批判了经济学家把自然资本化并融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体系的结果使得自然进一步从属于商品交换的需要，其目的在于掩盖为了实现资本增殖而对自然极尽掠夺的现实。(www.xing528.com)

最后是现代社会的“人的生存与发展悖论”。现代社会资本扩张的“生产悖论”与“生态悖论”结合起来，说到底是资本无限增殖自身与人的生存与发展之间的矛盾。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现代性“主体主义用它那纯熟的暴力来把握世界，使整个世界僵化为一个个客体：在技术上可以掌握，在经济上则可资利用”^〔20〕，在资本扩张逻辑与技术理性逻辑的合谋下，功利主义的畸变与工具理性的张扬，使得人成为整个资本增殖系统中的一个环节，沦为了为资本增殖服务的工具。由此产生了现代社会的“人的生存与发展悖论”：本来是利用科学技术进行财富生产为人的生存与发展服务，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生产过程中，资本扩张通过科技理性达到对人的全面统治，剥夺了人的生存与发展空间。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现代社会“在压倒的高效率和日益增长着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我们用技术而不是用恐怖征服了社会离心力量，从而使自己卓越超群”^〔21〕，因此，社会、人及思想被全面地单向度化了，产生了日益深刻的人的生产与发展危机。正像雅斯贝尔斯所说：“技术已给人类环境中的日常存在造成了根本的转变，它迫使人类的工作方式和人类社会走上了全新的道路，即大生产的道路，把人类的全部存在变质为技术完美机器中的一部分，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大工厂。在此过程中，人类已经并正在丧失其一切根基，人类成了地球上无家可归的人，他正在丧失传统的连续性。精神已被贬低到只是为实用功能而认识事实和进行训练。”^〔22〕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极大涌现，人类在以资本统摄的货币化生活中失去了自我的意识，失去了传统的价值，失去了内在的精神，肉体沦为物质和工具，精神受到麻痹和压抑，不但面临着丧失生存家园的危机，还面临着丧失心灵家园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