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演变与消费意识形态的塑造

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开始，资本主义的宏大叙事遭到了新的异化理论的批判。由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转型，当今世界，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以普遍异化劳动为主要特征的非人的残酷性现实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了，资产阶级国家的统治不再表现为将普遍的物质匮乏和超强度的劳动强加于工人，而是以经济技术发展的成就对工人的控制变得更加“温和”，这种控制依赖于意识形态的内在精神支柱，通过许多细致精微的形式不知不觉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侵蚀着人们的社会意识，似乎我们的社会已经由“生产者的社会”转向了“消费者的社会”。于是，针对这种新的异化现象，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流派纷纷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异化，对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意识形态、工具理性、大众文化以及日常生活进行了批判。正如孙伯鍨教授所说：“在科学中立的幌子下，在非意识形态化口号的影响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被‘公众舆论’吹嘘为妙不可言的人类‘终极状态’。今天的异化和反异化的斗争中，资产阶级社会几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实行全面控制的无法动摇的完整系统，要想在这个系统的任何一个环节上打开缺口好像都是枉费心机。”^〔50〕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幻象的产生不仅仅在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控制，而更在于对人的主体结构和社会心理的控制。

（一）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与资本主义物化批判

卢卡奇认为，“商品拜物教是我们这个时代，即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的问题”^〔51〕，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特征是一种“物性”，人与人的关系“颠倒”为物与物的关系，这种物化的标志集中体现在“合理性的机械化”和“可计算的量化”应用于生活的所有方面。现代工业生产体系以生产机械化、自动化和标准化形成的流水线作业及其相应的工作组织为特征，通过大规模生产极大地提高了标准化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在“泰勒制”劳动组织中，劳动过程被分解成若干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劳动过程的机械化越来越加强，工作的精细化、碎片化，也使得按经验上以平均劳动时间计算工作的方法为以劳动定额来计算这样一种更合理化的计算原则所代替。同样的在“福特制”的流水化作业中，每个工人需完成的动作和工作的速度，也是由横向分割的科层化管理部门控制的技术系统决定，管理部门实现了对劳动过程的完全控制，工人丧失了对劳动过程的自主性，劳动从形式上隶属于资本转变为实质上隶属于资本。

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在人们观念中的反映形成的物化的阶级意识，对物无限崇拜，物和法则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人却受到生产力的奴役，成为客观法则的附庸。更为可悲的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抽象地、形式地来看——同时也就是一种受阶级制约的人们对自己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地位的无意识”^〔52〕，工人对现存的一切不合理的东西表现出来的集体无意识，甚至将其视为永恒不变的合理秩序加以接受，无怪乎“他们把当代的受到精心控制的物化，把从这种物化当中产生出来的异化，视作进步的顶峰，视作当之无愧的、庄严的‘历史终结’”^〔53〕。在卢卡奇看来，消除物化和物化意识的途径在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成熟，并且“只有马克思的总体性方法才能使无产阶级超越单纯经济主义的视野，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上的把握”^〔54〕。历史进化的希望就在于无产阶级有意识地自觉提高掌握历史进程的能力之后，才能在历史的总体性把握中完成历史赋予的超越资本逻辑、超越资本主义的使命。

同卢卡奇一样，葛兰西也将批判的目光投射到资本主义国家统治和阶级意识问题上，他通过对美国福特制资本主义的思考，认为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必须从纯粹经济生活领域扩展到日常生活领域，因为这是文化霸权得以建构的中心领域。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作为被感知、被接受和被忍受的文化客体，通过一个为人们所不知道的过程而作用于人”^〔55〕，它通过国家机器的主体传唤来保证，并不是人们对自己生存环境的真实认识，而只是一种虚幻的想象性认识的假象。正是在此理论背景下，简单的暴力革命日益被觉醒了的无产阶级意识驱动的更深入持久的总体文化变革所取代。

（二）列斐伏尔：“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与日常生活批判

列斐伏尔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称为“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在他看来，现代社会以日常生活为平台，各种物品—符号走马灯般竞相登场表演“这个转轴在平面上旋转着。展示的消费、消费的展示、消费展示着的消费、符号的消费和消费的符号；种种以日常生活为平台的亚体系，正由于它们都竭力想终结这种循环，结果便导致了另一种自我毁灭似的转动”。这就是让人眼花缭乱又乐在其中甚至感恩戴德的“消费社会”^〔56〕。资本主义通过控制消费全面控制了日常生活，因此获得了新的活力。

随着20世纪中后期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的矛盾显现，推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消费主义以一种虚假的欲望符号体系操纵和奴役着日常生活世界，生产第一性被消费第一性所取代，资本的触须扩张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人们的需求与日常生活受到了全面的编排，表现出一种消费盲目从众和文化无意识的状态。日常生活世界已经被旅游、休闲、娱乐、时装、汽车、广告、电视、网络等流动的无形亚体系所控制。日常生活自身的秩序节奏也已被资本主义以生产消费的循环周期完全同化与操控，再没有什么共同的历史进步与发展的目标或者理想、价值，统一的阶级意识或意识形态都被流行的消费导向和盲目从众的文化无意识取代了。历史的终结，阶级的隐退，主体的消亡，打破了生产之镜后，随之而来的是技术理性、市场交换的全面入侵和大众传媒、符号体系的多重殖民。

与马克思的时代的资本主义把追求剩余价值、资本利润与生产效率视为天经地义的合法性依据不同，列斐伏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新的合法性依据和手段就在于满足和控制人们的欲望。流行与时尚消解了传统社会个体所承载的理想、信念，成为唯一能够统一与引导人们行动的共同神话。消费！消费！再消费！这是消费社会的符咒，因为贫困不再是人们最担心的问题，人们宁愿“举债度日”、“恶意透支”、“报复性消费”，也不愿被流行体系抛弃，过了时，落了伍。由此看来，控制社会的主导力量不再是古典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国家政权或道德法律、宗教观念等理性意识形态，而是流行的消费心理观念与大众传媒所编制设计的时尚体系。宣传与广告制造出消费社会消费主体的意识形态和消费的伪主体即“自我”的符号幻象。“消费不仅被符号和‘美德’所美化，以致他们成为消费物的所指，而且消费基本上同这些符号相关联。”^〔57〕人们消费的对象不再直接是使用价值的主体具体的物性，而是消费符号，在其中能满足欲望的自我价值认同的幻象的符号。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到消费社会“我欲故我在”、“我买故我在”，资本主义完成了对日常生活的殖民化。

根据马克思的生产理论，生产商品的同时也生产社会关系及其合法性的生产，列斐伏尔认为，“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并不只是发生在工人阶级行动、思考和被限制的社会场所（即在企业中）。社会关系是在广义市场中，在日常生活中、在家庭中、在市民中被再生产着。它们同时也在社会的全部剩余价值得以实现、分配和消费的场所，在社会的普遍性机能——艺术、文化、科学和其他领域（包括军队）——中再生产出来”^〔58〕。因此，超越资本主义的途径就在于对日常生活的总体性革命，生产出新的社会关系，创造出社会主义的空间。^〔59〕

（三）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与传媒文化批判

鲍德里亚作为列斐伏尔的弟子，承继了消费社会和符号逻辑批判传统，将对物化、异化的批判深入到符号领域的批判。他认为，平等和丰裕是当代资本主义中两大资产阶级神话，而神话的缔造，靠的是消费社会制造的虚假欲望体系，人的欲望不再是真实的需求，指向某种实在之物，而是符号编码的结果。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符号编码作为广告文化大众传媒的效应，具有意识形态构造的特殊意义，“物品/广告体系因此不能构成一个语言，因为它没有一个有生命的句法，它所构成的比较是一个符号意义构造体系：它具有符码的贫乏和效率。它不能解构个性，只是将它指定和分级。它不能解构社会关系：它将它分割为一个等级分明的目录。它将自己形式化，成为社会身份标位的普遍体系：‘地位’的符码”^〔60〕。因此，广告的任务不仅仅是指导消费，而是“说服”引导消费广告本身的符码价值。广告的话语体系“就像在咒语中一样，寻求通过事件来促成反复叙事的重复。消费者通过其购物所作的只是使神话事件神圣化”^〔61〕。鲍德里亚进一步对符号与指涉物的分离、能指与所指的分离展开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他看来，理想的社会只有原始社会，它排除了理性的经济交换和非理性的符号消费，仅仅简单地实行象征交换，从而能提供批判的公正依据；“只有在理论的和实践的整体革命中，才能消解符号和价值，恢复象征性。符号应该被焚烧！”^〔62〕

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西方理性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对大众的蒙蔽与欺骗进行了揭露和分析，提出“文化工业”的概念。如果说苏格拉底的时代“知识即美德”，培根的时代“知识就是力量”，那么到当今资本主义时代文化知识的商品化使得“知识成为财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知识俨然已经成为了商品，文化已经撕开了温文尔雅、典雅高贵的面纱，逐渐露出了攫取文化剩余价值的“超额利润”的“狰狞”面目。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大众传媒无孔不入地侵入人们的闲暇时间，进而占领人们的私人空间，导致人们“单向度的思想”，失去了反抗与批判的能力作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我们社会的突出之处是，在压倒一切的效率和利益提高的生活水准这双重的基础上，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去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63〕。这种技术当然也包括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技术带来的革命。当然，鲍德里亚也同意麦克卢汉的说法，他说：“原始社会有面具，资产阶级社会有镜子，而我们有影像。”^〔64〕从柏拉图的“洞喻”把投射到洞壁上的影子当作真实的世界，到培根的“四假象”把个人的、集体的、崇拜权威的和语言修辞的种种偏见形成的假象当作真实的世界，再到今天多媒体的“影像”把广告传媒制造的虚假意识形态幻象当作真实的世界，同样是颠倒的、虚幻的、假象的世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像”却为文化传媒信息科技所“座架”，让人们轻松地、愉快地、不知不觉地实现着资本的狡计。

【注释】

〔1〕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原文是：“原始的唯心主义认为：一般（概念、观念）是单个的存在物。这看来是野蛮的、骇人听闻的（确切些说：幼稚的）、荒谬的。可是现代的唯心主义，康德、黑格尔以及神的观念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完全是这样的）吗？”参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0—421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4页。

〔3〕鲁品越教授常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为例。“生物进化规律正是在环境与生物的相互作用中生成的。我们把这样的规律称为‘生成论规律’。马克思对达尔文的这一发现寄以极大热忱，打算把他的《资本论》献给达尔文。《资本论》所揭示的规律也是这种‘生成论规律’，是资本在相互作用的运行过程中所生成的规律。”参见鲁品越《生成论规律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建设》，《哲学动态》2008年第5期。另见，鲁品越《深层生成论：自然科学的新哲学境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十章《量子理论：从先验规律观到生成论规律观》。

〔4〕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4页。

〔5〕阿罗定理（Arrow's theorem），又叫不可能定理，由肯尼思·阿罗（Kenneth J.Arrow）提出的一种社会选择理论。阿罗定理的提出与社会福利函数概念有关，它旨在探究到底能否按照一套合理的程序从单个人的偏好次序推导出社会偏好次序从而社会最大福利的问题。其结论是否定的。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

〔6〕索利：《英国哲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8页。

〔7〕Joseph Heath，Filthy Lucre：Economics for People who Hate Capitalism，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Ltd，2009，p.80.

〔8〕Will Kymlicka，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150—151.

〔9〕Cohen，“Illusions about Private Property and Freedom”，in J.Mepham and D.H.Ruben（eds.）Issues in Marxist Philosophy，Vol.iv（Harverster，Hassocks），223—239，1981，p.227.

〔10〕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11〕［美］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页。

〔12〕［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页。

〔13〕［比］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92页。

〔14〕引自格雷厄姆·鲍尔斯和米利·詹金斯：“给他们太多，给我们却不够”，《独立星期天》1996年7月21日（Graham Balls and Milly Jenkins，“Too Much for Them，Not Enough for Us”，Independent on Sunday）。转引自［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8页。

〔15〕［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9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版第22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版第163页。

〔18〕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6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20〕同上书，第73页。

〔21〕海德格尔：《尼采》第2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61页。

〔22〕维柯：《维柯著作选》，陆晓禾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4页。

〔23〕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73页。

〔24〕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页。

〔25〕同上书，第68页。

〔26〕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www.xing528.com)

〔27〕同上书，第22页。

〔28〕同上书，第27页。

〔29〕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

〔30〕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31〕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4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页。

〔33〕马克思：《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

〔34〕价值悖论首次由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国富论》里提出，也称作钻石与水悖论，是指许多生活必需品（如水）的“市场”价值很低，而许多奢侈品（如钻石）“使用”价值很小，但市场价格很高。李嘉图对此问题也感到困惑，但始终没能解决这个问题。直到19世纪70年代，边际主义兴起，这一悖论由以下事实解释：价格不反映一件商品的总效用，而是反映它的边际效用。

〔35〕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11页。

〔36〕张雄教授认为边际革命之于意识经济学、财富幻象产生的重要意义与历史时间概念的发现相等同。“市场实存着心理叠加规则，人的精神因素可以在主观感觉的经济时空里回避劳动价值论的公理，从事财富的虚拟创造；从主观效用过渡到经济学的感觉论、意识论乃至意志论，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经济学认知观念的改变，其意义与历史时间概念的发现相等同。中世纪基督教文化运用历史时间范畴打开了人类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相贯通的时空隧道，使人类拥有了划分和记载自己精神活动的历史坐标，从而把希腊罗马所绵延的自然时间整合为双重时间：自然的历法时间与精神的历史时间。同样，经济学效用理论的提出，标志着经济学所研究的市场对象，并不完全是一个机械的、牛顿式的、仅仅符合自然法规律的物质机理的世界，人的主观精神照样贯通在市场的所有时空中，所有的交易行为中，所有的追逐财富的经济事件中。”参见张雄：《财富幻象：金融危机的精神现象学解读》，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37〕张雄：《对经济个人主义的哲学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3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205页。

〔39〕柏拉图：《国家》，《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91页。

〔40〕［美］拉尔夫等著：《世界文明史》上卷，赵丰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96页。

〔41〕韦伯：《世界经济史纲》，胡长明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311—313页。

〔42〕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6页。

〔43〕同上书，第89页。

〔44〕陈先达：《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财富观》，载《哲学研究》2010年第10期。

〔45〕张雄：《现代性逻辑预设何以生成》，载《哲学研究》2006年第1期。

〔4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275页。

〔48〕同上书，第275页。

〔4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页。

〔50〕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1页。

〔51〕［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46页。

〔52〕同上书，第106页。

〔53〕［匈］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719页。

〔54〕《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时代》，宓文湛、王晖主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6页。

〔55〕［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28页。

〔56〕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London：The Athlone press，2000，pp.119—120.

〔57〕Ibid.，p.92.

〔58〕Henri Lefebvre，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London，1978，p.96.

〔59〕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UK），Cambridge：Blackwell，1991，p.65.

〔60〕［法］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188页。

〔61〕［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页。

〔62〕Jean Baudrillard，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Telos Press，1981，p.163.

〔63〕［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导言第5页。

〔64〕［法］鲍德里亚：《消失的技法》，罗岗、顾铮主编：《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