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主义的理想秩序：追求天国吗？

（一）“先验规律观”的幻境

西方经济理性主义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他要求去掉感性的不确定、不真实、不可言语，而追求确定的、可言说的、定义精确的形式。列宁对柏拉图的评判，认为他的理念是原始的、野蛮的、骇人听闻的。^〔1〕但是，正是这种追求最高普遍性的理念，撇去感性杂多与流变的世界，为西方文明发展建构起了理性化的世界图景。然而，从柏拉图起，特别是牛顿以来，西方思想偏执于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世界万物天然地遵循既定的规律运行。由此形成世界的秩序：地球天然地遵循力学规律做轨道运动；商品天然地遵循价值规律形成均衡价格体系；个人天然地遵循“理性经济人”的规则行为；社会天然地遵循客观规律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最终实现理想的未来社会秩序……如果问事物为何如此？回答是：事物天然如此，因为这个规律是事物“本性”，是它生而固有的东西；事物必须如此，因为这是宇宙的普遍规律，任何事物必须服从。这种预先具有，不须追问其来源的规律观，我们称为“先验规律观”，从牛顿到爱因斯坦都对此深信不疑。从斯多葛派的“服从宿命”，到基督教的奴隶哲学，从笛卡尔之“思”，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连爱因斯坦都坚信“上帝不掷骰子”，“先验规律观”统治西方世界上千年，给我们描绘了一个事物天然地遵循客观规律，沿着既定轨道运转的有秩序的世界。

但是，这只是理想的天国秩序，马克思的理论之路正是从怀疑这种“先验规律观”开始。他在《博士论文》中对德谟克利特原子论予以否定，对伊壁鸠鲁自由观加以肯定：“在必然性中生活，是不幸的事，但是在必然性中生活并不是一个必然性。通向自由的道路到处都开放着，这种道路很多，它们是短而易走的。因此，谢天谢地，在生活中谁也不会被束缚住，而对必然性本身加以限制倒是许可的。”^〔2〕自此，马克思走向实践的理论哲学路向，以“生成论规律观”^〔3〕为我们打开一个新世界，它不仅描绘了上述“天国秩序”的幻境怎么发生，如何运行，而且还进一步揭开了掩藏在幻境之后的真实世界。

（二）利己主义的理性“经济人”

关于人性的善恶、私向化与社会化的矛盾派生了市场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对抗，生成了理性文化与非理性文化的摹本。“斯密悖论”正是这种矛盾的反映。熊彼特在19世纪指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的同感（sympathy）原理与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利己心原理相互矛盾。然而，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恰恰是其《国富论》最好的哲学注脚。在“先验规律观”的幻境中，人性的“利己心”被武断地奉为不证自明的先验理论前提，人被假定为理性的利己主义者。经济人是自私自利的，因此总是在追求自身的利益；经济人又是理性的和有意识的，总能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理智并正确地判断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地满足自己的偏好。斯密在《国富论》中的名言印证了理性经济人自利行为的动机：“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4〕他还自信地告诉我们，只要有良好的制度安排和法律，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动会无意识地有效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利己的同时也是利他，建立在个人自由和自利基础上的自由市场有自我调节的作用，或多或少都有助于个人和社会的进步，因此，私有制度也同样是天然合理的，似乎这一切都是“天国秩序”冥冥中安排好的。

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不断修正和扩充，甚至是遭到了批评和攻击。例如，西蒙对经济人计算能力的质疑，认为经济人的“有限理性”无法在众多可能的选择中作出最终选择；“阿罗不可能定理”^〔5〕也证明了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新制度主义指出经济人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以外，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和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历史长河中关于“经济人”与“道德人”的争论，人性究竟利己还是利他，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审视之下，消解了矛盾与对立，人性原本就与人对人自身本质的追问和把握一并生成与演绎。马克思将人性理解为人的实践加以肯定，正是在自由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中，人结成了人的社会而具有了社会性；正是在这种有意识、有目的的劳动实践中，人创造了财富的多样性以满足人的多方面的需求与欲望。(www.xing528.com)

（三）自由主义的“看不见的手”

由“先验规律观”出发，整个社会就像一个和谐而有秩序的机械装置，有一种自然并且合理的分工秩序，这是斯密经济学“看不见的手”范式形成的基本依据，依笔者之浅见，自由主义“看不见的手”可以理解为斯密对“天国秩序”这样一种哲学的信仰与崇拜从经济学角度作出的说明。所谓“看不见的手”指的是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政策，他特别强调自由放任，认为表面混乱的经济生活中隐藏着一种自然的秩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着个人的自利行为，从而促进总体社会福利。他认为，唯有市场能在瞬息万变的经济生活中准确、及时地传递供求信息，引导资本流向；唯有自由竞争，才能达到资源有效配置，人人实现财富的丰裕。

“斯密，和那个时代许多的哲学家一样，假定存在着社会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自然同一。如果每个人都关心他自己的利益，社会就会得到最好的服务，这是一条很适合人意的信念。”^〔6〕这是因为，“看不见的手”推动着自由竞争，商人为了追求最大化的利益而竞争，工人为了获得最高的工资而竞争，消费者为了最好的商品而竞争，竞争的结果是社会资源合理地配置到最有价值的方面，使经济运行富有效率。从这种经济和谐理论出发，斯密主张国家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保证一个发展生产、积累财富的和平环境，抵御外来侵略、维持公共安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受欢迎的。

然而，斯密学说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必然导致市场的盲目性、投机性，“从总体上看，市场并非促进人类福利的有效工具。并不是竞争越多越好，而是要良性竞争，理想的经济模式解决不了实际的经济问题”^〔7〕。自由主义的“看不见的手”已经亲手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斯密学说与当代新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有着共同的精神元素，无论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还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以及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等等都鼓吹市场自由放任的意志，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创造的自由主义市场永恒幻象，也是西方多次爆发经济危机的理论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