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主体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继承与批判

空想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成长时期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思想体系，从早期的莫尔、闵采尔的文学描述，到18世纪摩莱里、巴贝夫的理论探究，直至19世纪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直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了顶峰的时期，他们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对未来的理想社会提出许多美妙的天才设想，其中透露出他们自己丰富的财富思想，特别是关于财富的主体性本质的思想，对马克思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历史唯物主义财富观的建立提供了新的理论导引。

（一）圣西门：“政治学就是关于生产的科学”^〔67〕

列昂·克劳德·圣西门是第一个“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的历史哲学对马克思有着重要的影响。他认为理性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理性发展包括理智、科学、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等在内的意识形态；社会生活中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因为人类理性的进步而产生的，而社会变革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过程；现存制度只是从封建制度转向理想制度的一个过渡阶段，每一次新旧社会的更替都是历史的进步。在法国大革命的洗礼下，他认为资本主义存在诸多弊病，形成这些弊病的主要原因是利己主义，以及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利己主义使得人们将追求财富作为最高目的，贪婪成为统治人欲的感情力量；无政府状态使得资本主义缺乏组织经济的力量，孤立的生产和流通导致社会经济危机和贫困的产生。恩格斯评价道：“认识到法国革命是阶级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而且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68〕圣西门认为，既然利己主义和无政府状态是一切灾难之源，那么未来理想的社会制度就应该采取“实业制度”，由实业家通过社会组织的形式来为全人类谋福利。在他看来，未来“在新的政治制度下，社会组织的唯一而长远的目标，应当是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各工艺的现有的知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传播、改进和尽量丰富这些知识；简而言之，就是把科学、艺术和工艺方面的一切个别的活动，尽可能有效地结合起来”^〔69〕。圣西门把“满足人们的需要”作为新的社会组织的“目的”，并提出“政治学就是关于生产的科学”的重要思想，被恩格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1816年，圣西门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融化在经济中。……如果说我们在圣西门那里发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所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70〕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开创了关于财富的主体性本质的思想，亦即通过社会组织的财富创造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以其为目的的社会历史的进步。

（二）傅立叶：“在文明的经济制度下，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71〕

沙利·傅立叶，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作出无情批判，主张以他设计的“和谐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他的财富思想就体现在他对未来理想制度的构想中。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文明就是奴隶制的复活，“文明制度的机构在一切方面都只是一种巧妙的掠夺穷人而发财致富的艺术”^〔72〕。因此，“在文明的经济制度下，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73〕。他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散性与无政府状态中推论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散性与无政府状态必然引起企业主之间的竞争，这不仅会造成劳动力的浪费和资本、商品的浪费，还会造成生产与消费比例失调，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他主张用改良的手段来改造社会，不主张废除私有制，而是幻想通过宣传和教育来建立一种以“法朗吉”为其基层组织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的“和谐制度”使得劳动和享受具有了同一性，劳动不再是“文明制度”下“充斥着欺骗和令人厌恶的”，而是诱人的、享受的。具体而言，建立和谐制度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要创造大规模的生产、高度发展的科学和艺术，因为这些动力是建立与贫困和愚昧无知水火不相容的协作制度所必需的；第二，要发明这种与分散经营相反的协作结构，即经济的新世界。”^〔74〕在傅立叶看来，第一个条件已由文明社会创造出来，而第二个条件要求我们建立的“协作制度”就应该按他设想的“法朗吉”那样，人人劳动、男女平等、免费教育、工农结合，没有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按劳动、资本和才能分配收入。傅立叶幻想通过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和分配方案来调和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没有得到马克思的首肯，更没有得到实践的成功，但他关于“和谐制度”的构想、关于劳动与享受同一的思想，对马克思关于财富的主体性本质的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www.xing528.com)

（三）欧文：“私有财产是贫困的唯一根源”^〔75〕

罗伯特·欧文是近代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家和实践家，曾以全部财产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建立了一个“新和谐村”，进行共产主义“劳动公社”的实验。相较于圣西门和傅立叶，他更为透彻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固有矛盾，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地指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私有制。他说：“私有财产或私有制，过去和现在都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遭受的无数灾祸的根源。”^〔76〕在他看来，为了“人类理性”得到解放，必须改造资本主义制度，而社会改造最大的障碍在于私有制、宗教迷信和资本主义婚姻制度。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批判私有制时所采取的辩证态度，他认为，虽然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非人性的一面，但它只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短暂的阶段，它同时也具有历史进步性的一面，私有制“过去是不可避免的，它也是创造现在所必要的，正如现在是创造人类生存的未来形式所必要的一样”^〔77〕。他对未来理想的社会制度设计是实行公有制，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合作公社”，“它不是鼓励人们为发财致富而活动，而是促进人们为普遍幸福这一神圣的目的而每天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78〕在这里，欧文已经将财富创造、普遍幸福和能力的发挥统一起来，认为在合作公社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是为了满足公社成员的物质文化需要，因而可使每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欧文关于私有制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历史作用的辩证看法以及对财富创造的手段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目的的指认，无疑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成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财富观的重要基础。

（四）小结

总之，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理论及吸收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创立了工人阶级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第一次科学地证明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体系所赖以运转的轴心，最终形成了“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独特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财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