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实践性本质：古典经济学财富理论的继承与批判

（一）重商主义：财富来源于流通领域

马克思认为重商主义者是“资本的最初解释者”^〔36〕。从15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下半叶，重商主义者从商业资本的运动出发，把财富直接等同于金银货币，认为商品流通是获得金银的最重要的方法。“重商主义者认为，产品的价格超过产品生产费用而形成的余额是从交换中，从产品高于其价值的出售中产生的。”^〔37〕早期重商主义也就是重金主义或货币主义，支持政府应积极干预经济，将其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设定为攫取金银，主张以行政手段禁止货币输出，提倡积累货币财富；晚期重商主义则主张对外贸易顺差是一国财富增值的源泉，倾向于国家以货币输出扩大对外贸易并保持处于出超地位。重商主义的出现，使人们在理论上摆脱了中世纪神学对经济思想的束缚，开始从世俗的标准来研究财富问题，它反映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对货币（金、银）的渴求。

恩格斯评价道，早期重商主义“幼稚的看法”会使人们“像守财奴一样相对而立，双手抱住自己珍爱的钱袋，怀着嫉妒心和猜疑心注视着自己的邻居。他们使用一切手段尽可能多的骗取那些与自己通商的民族的现钱，并使这些侥幸赚来的钱好好地保持在关税线以内”，而后期重商主义“可笑的幻想”会使人们意识到“放在钱柜里的资本是死的，而流通中的资本会不断增殖。于是，人们变得比较有爱心了，人们开始把自己的杜卡特当作诱鸟放出去，以便把别人的杜卡特一并引回来，并且认识到，多花一点钱买甲的商品一点也不会吃亏，只要能以更高的价钱把它卖给乙就行了”。^〔38〕

马克思则认为，早期重商主义将财富概念锁定在“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性”上，“把财富看成还是完全客观的东西，看成自身之外的物，存在于货币中”，而晚期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时，从人的主观方面来认识财富，“已经是很大的进步”。^〔39〕在关于财富的学说史上，这是第一次把货币作为财富的形态载入典籍，尽管重商主义对金银货币的极端推崇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从另一种角度看，将货币请进“财富的殿堂”不能不说是种历史的进步，因为“商业革命中诞生了资本，它是人类追求财富的过程中所发现的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基础，它催生了工业文明，从而使人类有了享受更多财富的可能”^〔40〕。

（二）配第和重农学派：财富来源于生产领域

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掀起了一股反对重商主义的思潮，强调从生产领域来研究财富增长。英国的威廉·配第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41〕，他第一个突破了重商主义的流通领域视域，深入到生产领域去认识财富，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42〕，配第的名言确认了财富的本质源泉来自直接的生产领域。马克思说：“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43〕当配第把商品和货币的使用价值归结为劳动的时候，已经对社会财富本质作了科学抽象的第一步，为进一步从财富所体现的人与物的关系中抽象出财富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但是，马克思指出，配第“他受着货币主义的观念束缚，把特种的实在劳动即采掘金银的劳动，解释成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因此他“认识了劳动是物质财富的源泉，并不排除不了解那种使劳动成为交换价值的源泉的特定社会形式”。^〔44〕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特种的实在劳动”引发的思考与“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劳动二重性理论产生只有一步之遥了。

法国的重农学派代表人物是先驱布阿吉尔贝尔和创始人魁奈。布阿吉尔贝尔自称是“农业的辩护人”，他在法国最早提出财富的研究应从工商业流通领域转向农业生产领域。他认为，“一切的财富都来源于土地的耕种”^〔45〕；“真正的财富……包括人们全部的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的快乐的一切物品”^〔46〕。布阿吉尔贝尔将使用价值看作财富，而对交换价值（货币）却极力反对，显然他不了解货币作为抽象财富的物质存在和作为物质财富的物质代表的双重性。但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布阿吉尔贝尔“虽然不是有意识地，但是事实上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因为他用各个人的劳动时间在各个特殊产业部门之间的分配的正确比例来决定‘真正价值’，并且把自由竞争说成是造成这种正确比例的社会过程”^〔47〕。这种将财富归结为“劳动时间”和“社会过程”的思想，显然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提出了财富是遵循自然秩序的农业“纯产品”的理论，一方面，他认为在自然秩序下，交换按照等价原则进行，这就反驳了重商主义财富来源于流通领域的理论；另一方面，他发现只有农业才生产物质产品并在投入和产出的使用价值中表现出物质财富的量的增加，而商业、工业只是变更、组合和转移已存在的物质财富。因此，农业中投入与产出的差额即“纯产品”是财富的主要来源，这俨然成为了重农学派的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变成生产的一种永恒的自然形式，对于他们来说，生产的资产阶级形式必然以生产的自然形式出现。重农学派的巨大功绩是，他们把这些形式看成社会的生理形式，即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形式。这是物质规律；错误只在于，他们把社会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48〕(www.xing528.com)

（三）斯密及其后继者：古典经济学的巅峰

重农学派开辟了从劳动角度研究财富的思路，而真正确立了从主体方面考察财富的实践性本质，扬弃了财富的对象性本质的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无疑是亚当·斯密，他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其著作《国富论》的一开始，斯密就对“国民财富”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49〕他认为：“劳动是第一性价格，是最初用以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50〕这里我们看到，斯密关于价值的两种规定性，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他对劳动的理解，也已经超出了工业劳动、商业劳动、农业劳动的规定性而上升到了“劳动一般”的抽象。

继亚当·斯密之后，又有大卫·李嘉图从正面对斯密财富理论的承继，西斯蒙第从反面对斯密财富理论的批判，以及让·巴·萨伊对古典经济学的改造。李嘉图在财富问题上主张“为生产而生产”的思想，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但是“李嘉图被谴责为对‘人’漠不关心，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时只看到生产力的发展，而不管这种发展以怎样的牺牲为代价”^〔51〕。西斯蒙第强烈谴责了斯密和李嘉图为首的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财富观，只考虑无限制地增加财富而“根本不考虑人的问题”，从而“把人遗忘了”。^〔52〕他明确提出，“财富正是属于人而且为人所享受”^〔53〕，主张从人的主体性角度界定财富的含义。然而，萨伊却明确提出将生产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财富研究中抽象掉，主张以效用价值论来界定财富，从而彻底把财富生产从社会历史中拖出来，投入狭义的经济学中去。他说：“我把物品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叫做效用。……创造具有任何效用的物品，就等于创造财富。”^〔54〕萨伊开创的这种思路经过穆勒、边沁等人的继承和发展迄今仍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思路。

马克思对斯密的财富思想高度重视，并对其历史地位作出了科学的评价：“剩余价值在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体系中，表现为货币；在重农学派那里，表现为土地的产品，农产品；最后，在亚·斯密那里，表现为一般商品。重农学派只要接触到价值实体，就把价值仅仅归结为使用价值（物质、实物），正如重商学派把价值仅仅归结为价值形式，归结为产品借以表现为一般社会劳动的那种形式即货币一样。在亚·斯密那里，商品的两个条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合并在一起，所以在他看来，凡是表现在一种使用价值即有用产品中的劳动，都是生产的。表现在有用产品中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这一观点，就已经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这个产品同时等于一定量的一般社会劳动。亚·斯密同重农学派相反，重新提出产品的价值是构成资产阶级财富的实质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又使价值摆脱了纯粹幻想的形式——金银的形式，即在重商学派看来价值借以表现的形式。任何商品从可能性来说就是货币。”^〔55〕斯密通过价值源泉的揭示宣布“劳动一般”，这一重大进步的意义在于，揭示出“财富的实践性本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承认了“人的独立性、自主活动等等”历史事实。

（四）小结

从重农学派对早期重商主义财富观的反对到威廉·配第劳动价值论的提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研究，论证了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因素、条件和途径，以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和规律，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为以后西方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本概念，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直接来源。在对古典经济学财富理论批判与继承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财富，财富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成果，并由此开创了关于财富的实践性本质的独特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