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及异化的扬弃”这一重要命题,事实上是提出了“人的解放”这一历史使命,并将其由“犹太人的解放”推进到“德国人的解放”,〔29〕那么,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性”的批判与对以黑格尔哲学为基地的整个德国“唯心主义的抽象性”的批判,就成为了现实哲学革命的需要,因为“没有一个想到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关联问题,关于他们所做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30〕。诚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1〕《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把他和恩格斯的新世界观与一切哲学划清界限的思想宣言,在那里,以实践为前提而实现的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相统一所产生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这场革命的果实成熟了。“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32〕由此,马克思围绕着人类社会的解放与发展问题,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再次转向哲学基础的建构,新世界观为他此后的财富思想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基,同时,经济学与哲学的融会贯通使得马克思此后的著作既可以当作哲学著作也可以当作经济学著作来解读。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运用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不能理解人们经验的物质行为,费尔巴哈的“半吊子唯物主义”揭示了宗教世界和黑格尔的精神世界只是“世俗世界的幻想”,却没有揭示出这些幻想是怎么塞进人们的脑袋的,即没有揭示出这些幻想产生的现实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对生活与意识的关系作了深刻分析。在他们这里,所谓人不是指黑格尔作为实体的主体,即自我意识的人,也不是指费尔巴哈抽象的“感性对象性存在”,而是“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33〕。这些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改变自己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34〕。这条原则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的解放不是依靠“用词句反对词句”的纯理论演绎来实现,而是依靠“使用现实的手段去反对现存的东西”的行动来实现,“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35〕。(www.xing528.com)
于是,历史运动的本质真相在这里得到了澄清:正是现实的个人在劳动中不仅生产出物质生活资料财富,而且生产出人与人之间物质联系的方式,即生产关系,并间接生产出其他一切社会关系。从现实个人的劳动中形成的生产关系,反过来制约着现实个人的生存条件。在马克思看来,自发分工不仅产生了与这种感性交往相适应的私有制生产关系,而且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奴役与对抗。从本质上看,人们在物质领域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是出于自发分工前提下的实现劳动积累的必然性,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对现实的活劳动的统治权。这种统治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这样的财产关系也并不是来自理性的权力这样的法哲学的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对生产关系“理性前的”本质来历的揭示得到这样一个结果:财富的物质关系背后是人与人的关系,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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