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下财富不平等的本质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裕，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45〕且不论一个巨富的人后面具体有多少个穷人，按照斯密的说法，“财富”必定是与“贫困”一同出现的一对哲学范畴，财富的社会本质必定和贫困的社会本质一样，与“不平等”是同义的概念。私有制下财富社会本质的不平等并非偶然形成，而是人为制造。虽然市场力量改变了财富不平等的程度，但权力力量塑造了那些市场力量。在西方前资本主义社会里，财富与权力的勾连表现得更为极端。宗教既是不平等的原因，又为不平等作辩护：处于社会上层的富人之所以在那个位置，是因为神授的权力。对此产生质疑就是对社会秩序的怀疑，甚至是对上帝旨意的怀疑。然而，对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这种不平等并非预先注定的社会秩序。权力——通常是军事权力，是这些不平等的根源。征服者有权从被征服者那里获取所需，并且想要多少要多少。简言之，要成为富人的方法有两种：要么创造财富，要么掠夺财富。令人遗憾的是，就连真正的财富创造者也常常不满足于他们创新、创业所带来的财富，进而采取不当行为。

当然，私有制下财富社会本质的不平等并非都是私有制社会制度的权力向上层群体倾斜造成的，市场和社会力量（如歧视等）也都起了作用。按照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个人追求私利和社会公共福利之间具有同一性。也就是说，当市场运行良好时，个人追求私利会增加所有人的福利，社会贡献越大的人得到的补偿也越多。然而，市场靠其自身经常不能产生效率和令人满意的结果，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也会出现分歧的情况，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情形：一是竞争的不完全，产生了垄断的情况；二是产生了“外部效应”，即一方行为对他人造成很大的正面或负面影响，但对此他既不享受收益也不承担损失；三是存在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全，即市场交易的一方掌握了他人不知道的信息；四是市场风险或其他市场缺失。由于几乎每一个市场都或多或少存在以上一种或几种情况，所以自由放任的市场会导致市场失灵、贫富分化，现实社会财富的不平等状况很难说市场总体是有效率的，这也为权力的介入埋下伏笔。令人遗憾的是，权力的纠正从来没有达到完美的平等状态，财富与权力的勾连更是灾难性的。(www.xing528.com)

如果说，斯密道出了自由放任的市场“霍布斯丛林式”的竞争导致了“马太效应”，造成了贫富两极分化的不平等，那么，马克思则超越了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对私有制社会制度的权力导致的不平等进行了批判，并对财富的本质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正如国内知名学者指出的那样，“一种社会制度，如果把真正人性化的社会应当拥有经济发展的最大化、社会发展的最大化、人的全面发展的最大化的三者目标，仅仅变为单一的追求资本发展最大化的目标，它一定是一个失控的社会，资本失去公共权力的监督，人的贪财欲望会把社会变成‘霍布斯丛林’；它一定是一个病态的社会，精神严重遭受物欲挤压，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处处可见，人的精神家园严重失却；它一定是一个危险的社会，财富的无度扩张，必然导致社会更严重的不公，社会矛盾激化，各种冲突乃至战争不可避免”^〔46〕。事实上，由于市场风险和天赋差异造成的贫富差异并不会引起人们极度的愤怒，人们痛恨的并不是单纯的财富差异，而是对于财富的贪婪引起的权利侵害与权力腐败造成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47〕因此，财富和权力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不论我们如何去讨论其重要性都不为过，在财富与权力的博弈中，凡是不能恰当应对不平等问题的社会经济制度模式，最终都会面临合法性危机。